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理论路径与实践维度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显著特征是全球政治全方位角力，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线，将中国标签化，推行价值观外交。因此，进一步做好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尤为重要。其路径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跨文化阐释和跨文化传播的相关创新理论为依托，从国家形象、话语生成和可持续发展等维度进行突破。

【关键词】当代中国价值观 国际传播 理论路径 实践维度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农耕时代的暮年、工商社会的壮年、信息社会的青年、智能社会的幼年”。尽管当代中国价值观凝聚的中国力量、中国经验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国际认同度依旧不高。一些西方领导人居然把中美的利益之争定义为价值观之争。2021年4月，为抗衡中国，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支持《2021战略竞争法案》，“强化价值塑造”为其五个组成部分之一。面对美国强力推行的单极霸权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路探寻至为迫切。做好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一方面，可以通过跨文化阐释，“人化”与“化人”，进而达成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能否阐释清楚自己的价值观至关重要。跨文化阐释就是通过符号间的转换过程，用另一个文化、语言、文本、能指对原有对应符号进行解释、替换和补充。显然，这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会生成全新的符号意义，这也是在尊重作者、文本和受众各方反馈的基础上进行的意义重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跨文化传播，“相加”与“相融”，进而实现沟通。跨文化传播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的有效方式，能够实现不同文化的人们持续进行共享文化的创造、补充、转变。其基本要义是在客观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避免对其他文化进行指摘否定，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审视，不断升华超越，最终达成文化价值平等共识的范式建构。

既然世界是天下人的世界，世界各国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和谐，那么，各国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应当是一致的，在于共同维护一个和谐的世界。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核心是实现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即做好跨文化阐释；主观上，要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主动消除误解曲解，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性、共振性，即做好跨文化传播。

一、当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非常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如同一个大漩涡，能够持续对周边文化进行整合，进而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的存在。总体看，进入当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元素、中国文化和中国市场及其所蕴藏的当代价值观，对世界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增强。当代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文化符号、产业支撑和文化认同三大领域。

第一，文化符号领域。国家价值观的阐释与传播离不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代表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凝练、突出、深具影响力的象征形式系统，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戏剧，日本的新生代文化、动漫等。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中医药、功夫、中华美食等传统符号，依然是中国文化符号的核心代表，当代文化符号有所欠缺。在初具影响力的符号中，中国当代影视剧的海外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但在传播区域上仅以东南亚和东亚为主，存在较大局限；在题材、内容、品牌定位上也存在题材单一等问题，如以古装剧为主，使得国外受众很难对当代中国形成全面精准认知，甚至加重了西方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题材纪录片是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中外合作频繁，海外对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关注度有了很大提升，但现阶段在创作观念、价值取向、叙事范式、视听构建、国际视角等多个环节与西方主流纪录片存在差异，叙事差距有待弥补。文化实践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上海世博会、杭州G20峰会文艺晚会等作为全球性媒介事件，也是全方位公共外交，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有效方式，但也要注意应对好西方媒体以框架化报道遮蔽真相。

第二，产业支撑领域。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内容和信息为生产原材料的绿色产业、朝阳产业，通过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等活动，能够间接实现中国价值观的市场传播。新闻出版、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等，都是中国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阐释与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中国故事的叙事方面有着天然优势。据商务部公告，2019年我国文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文化产品出口总额近1000亿美元，同比提高7.9个百分点，进口总额为115.7亿美元，同比提高17.4个百分点，顺差近900亿美元，表明我国文化产品受到世界的欢迎。但客观来讲，我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并不高，如电视剧，其国际出口尚处于浅层阶段，粗放问题较为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产电视剧出口区域以东南亚为主，欧洲、大洋洲、非洲较少；从经济价值看，电视剧出口并没有取得显著收益，大多数出口价格十分低廉，甚至可以说是“白菜价”。这种局面的产生尽管与各国市场开放度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国电视剧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不明显，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换句话说，国产电视剧品牌价值不高，尤其是品牌附加值较低，无法形成足够的品牌影响力。

第三，文化认同领域。文化认同就是人类对某一文化所产生的整体认可，属于自然认知的升华，且形成了具有支配性的价值诉求和思维准则。最为重要的，文化认同是一个持续更新的动态概念，在文化交织交融的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范围更广，更多是全人类文化的一种广义认同。《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度、好感度处于稳步上升状态，整体得分6.3，同比提高0.1分。发展中国家好感度较高，达到7.2分，这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以10分为满分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共外交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哈贝马斯认为，公共交往在特定方式的加持作用下，会演变为具有特定议题价值的公共舆论，这也是公共外交的核心功能价值。孔子学院属于公共外交的重要组织代表，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和传播的主体范式。同时，公共领域的特性也决定了这一范式中暗含的对抗性。目前，全球孔子学院的转隶，可以看作是消解对抗性的积极尝试，通过自身建设促进外部环境的优化，效果如何，尚待观察。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文化认同需要构建全方位的“中国梦”、中国国家治理、中国特色制度等内容基础，促进文化增殖，进而达成广泛共识。只有在求同存异中消解冲突，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增殖。

综上所述，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偏软、领域偏窄、理念偏旧、动力偏弱，多元主体的创造力并没有完全得到释放，真正以人为本的阐释和传播观还没有切实建立起来。

二、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理论路径

国家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需要开展跨领域多学科协同研究与实践，包括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比较文化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中哲学属于先行学科，很早就开始从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辨析入手，探讨价值观传播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化学是研究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之异同的学科，它从跨文化的立场出发，关注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对应与反应；新闻传播学则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实证学科，主要从传播内容、效果入手，关注价值观传播实践，推动新兴理论迭出。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实践至少依托三大理论：哲学中的中国相关创新理论、比较文化学中的跨文化阐释相关理论和新闻传播学中的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在这些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实践的目标。

第一，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首要的是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这一理念，随后在多次国际重大场合进行阐释，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同时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开启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较强的普适性，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当代文化价值、世界共同文化价值的时代结晶，既契合时代发展的创新思维，也是指导实践发展的理论工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照亮了和平发展的人类愿景，凸显了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通性，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诉求。因此，在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实践中，要善于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创新理念的指导价值，明确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进而增强传播实效性和精准性。

某种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核是中国“和合”文化，就是以“和合”文化的价值准则来审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在确保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基础上，寻求达成全人类范围的共识。该理念启示我们，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必须立足中华文化之根本，加强创新继承，不断从理念、话语、主体和渠道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开拓创新，逐步寻求与世界文化的共振融通。

第二，善于运用当代比较文化学中的跨文化阐释相关创新理论指导实践。阐释学作为方法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它关注人类理解与解释的实践与理论，属于典型的哲学反思范畴。基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提出“跨文化阐释学”思想，强调不同文化视界的间性或交互性，强调东西方思想会通价值和异质文化合理化交流的意义。因此，对当代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跨文化阐释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类的“视界”及其限度。由于人类无法完全逃离自己的经验、预期与意义的视界，因而形成了视界障碍；无法（完全）规避自我与种族中心主义，因而形成了文化隔阂。那么，在全球化世界中，就需要建立文化间性阐释学，即跨文化阐释学，助力于异质文化之间相遇、交流、理解和互释。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在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实践中，除了实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新人文主义”智慧，还要意识到：既然无法（完全）规避中国立场、民族经验和汉语视界，那么就应该选择文化自信，坚定践行；既然时机尚不成熟、主体之间尚不平等，那么就应该选择顺其自然，不必非要进行尴尬的对话。

第三，善于运用新闻传播学中的跨文化传播相关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在《超越文化》一书中，霍尔明确指出，人类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必须实现文化超越，而这一目标达成的关键就是“无意识文化”，就是潜入民族或个体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它是深藏于血脉之中的文化因子，就如同一张无形的手，将民族、社会、团体、个人等聚合在一起。如何突破这种无形的束缚，就需要将现实存在的种种障碍作为反思对象，深入研究文化结构的偏向问题，以及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非理性问题。换句话说，只有把握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才能确保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全面性、精准性。如何跨文化？文化鸿沟的跨越不是民族文化的妥协消退，更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主体可以打破现有文化心理的束缚，放弃原本的叙事套路和话语范式，采取世界上被广泛接受与认同的方式展开价值观传播。如上文所指出的，其核心诉求就是承认文化差异性存在，通过自我文化的反思寻求文化价值平等。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相关创新理论大体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文化纳入传播机制的理论，具体包括建构理论、信息同位调整理论和言语代码理论。另外，在跨文化传播影响因素中，首因效应是核心存在，就是个体对某一客体的“第一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后续个体的认知方向与效果，是一种由第一印象所带来的心理倾向。本质上来讲，首因效应就是优先效应。二是描述/解释跨文化传播差异的理论，主要包括面子－协商理论、违背期望理论和谈话制约理论。另外，在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中，偏见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与启示作用。三是描述/解释源于不同文化系统个体之间传播活动的理论，晕轮效应是该领域的基石理论。该理论强调主体对客体国家形成既定印象后，会依此进行其他领域的形象推论。四是聚焦传播过程中文化调整或适应策略的理论，具体包括传播调整理论、传播适应理论、共文化理论。此外，刻板印象也是跨文化传播中实现对他人认知的重要术语。

综上所述，这些理论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和传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支撑。

三、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实践维度

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的沉淀发展才能看到效果，尤其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历史智慧，更需要一个演变过程。因此，传播主体必须厘清两者的逻辑脉络，以实现文化增殖为诉求，制定符合实际的阐释内容和传播方案。同时，要加强阐释与传播现状的审视，既要把握症候，又要抓住机遇，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规划，增强阐释与传播实效性。具体而言，可以从国家形象、话语生成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国家形象维度。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出发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决定了当代中国与各国价值观的差异性，同时也决定了其阐释与传播中必然出现的对抗性。如何有效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讲好为全世界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故事，实现双赢。“中国梦”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以及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是中国形象阐释与传播的主要内容。而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在坚持中国道路的同时，积极弘扬中国精神，并在广泛认同中凝聚中国力量。

除了传递“中国梦”这一特殊理念展示中国形象之外，还要了解世界的需求，当然应该尽量展示全面。这里尤其强调通过当代中国制造和当代中国文化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当代形态的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会拉近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距离，更多地让国外受众感受中国与世界共时的当代性和现代性。

第二，话语生成维度。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和传播的切入点。全球范围内技术、资本、人力等要素流动和重组，促进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各个群体、组织、国家间的话语体系在不断扩展，面对各种挑战，精准应对至关重要。

一是从西方的传媒体制、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等层面应对输出路径的挑战。西方舆论界僵化的解释体系，带有严重的意识偏见，对己不利时，通常“心有灵犀”地选择“低调”与“克制”；对己有利时，则进行浓墨重彩地“深度”解析。如何在这样的困境中寻求突破，还是要建立自己的新闻话题体系和新闻框架。二是从专业人才培养的层面应对工作难以进一步细化的挑战。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最终的落脚点在人才，人才竞争力决定着最终实践效果，持续优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提高国际传播人才竞争能力，无疑是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就要求改变理论与实际脱节、内容和应用脱节、师资队伍参差不齐等硬伤。三是从“中国观点，国际表达”的层面应对话语体系建构的挑战。如何通过有效的叙事策略强化传播符号的代表性、识别性、智慧性，快速完成话语范式的转向，关键是要明确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同时在具体符号转化中，要避免发生有效信息的流失，尤其要避免出现当代中国价值观“话语贫困”以及“表达滞后”。四是从强符号的层面应对话语的表达形式的挑战。强符号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所谓强符号，就是强烈表现当代主流、具有持久传播力、能指表征特殊、所指意义唯一的符号。跨文化传播作为符号化传播过程，要想提高传播效果，就必须善于提炼强符号，包括从重大热点事件中提炼、从典型人物中提炼、从企业符号中提炼、从意见领袖中提炼等，而强符号的指向既可以是有说服力的，也可以是代表民族优秀品质的，或者是正面表达中国人文明向上精神的。

第三，可持续发展维度。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增长点。作为一项循序渐进的长远工程，既不能一时兴起，也不能突击冒进，必须久久为功，驰而不息，在日积月累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一是持续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核心面向，以其为指导，跨文化阐释与传播从单向传播转向文化交流，更符合文化交往的规律，更适应全球化的特征。为此，必须树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原则理念，明确交往交融的规则准则。既要在交往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又不能过度自信，而应积极搭建交往交融、对话合作的桥梁，寻求各自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并不是单向的价值观灌输，而是多向度、多维度的交流对话，在求同存异中构建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共同价值观。此外，人本主义理念也是核心理念之一。二是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开展动态的、和谐的、开放的交流。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在信息传播的表层之下，更多的是平等互动与深层交往，需要拓展跨文化视野，共同阐释与传播。三是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全面促进意义层面的联接。在人类认知模式中，框架化是基本存在，其根本目的就是增进各方文化在语言、世界观维度的契合性。目前看来，在阐释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各自认知框架的冲突对抗。就中国来讲，建设重点基本围绕硬件和“术”展开，具体包括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叙事策略、语料库建设等，忽略了作为传播理念、核心价值的“道”的建构，而这些恰好属于框架化的核心依托。重构框架可以促成人们的认知在框架的转换和切换中实现连续和深入，从而实现价值观的交融与传播。四是建构与开拓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如孔子学院的运营发展，应重点构建中外共建共享体系；媒体的跨文化传播，商业化路径和市场化运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出版的跨文化传播，要通过集群化、国际化建设提高整体地位；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要摒除一般性的生存策略、生存伦理，走向更高的精神伦理；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应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与立场，由“他者认同”“符号认同”进入“价值认同”。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总有隔阂、误解和矛盾，不可避免。从人类文化交往几千年的漫漫长河来看，中国与世界比较深入的交流只有400年，真正频繁的交流只有150年，因此，中国与世界的相遇还在起步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表现不同，如何做好跨文化阐释与传播需要通过对话、交流、沟通、反思，达成彼此更深刻的理解；需要保持开放、人文、理性，相互包容，避免冲突；需要在人类共同价值观中更多地增加当代中国价值观构成的份额。这样才会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世界中，共创未来，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批准号：17ZDA285）的成果。

张恒军系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