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难点、着力点：新时代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

本文总结了当代文学的国际出版及传播自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现五个方面的新变化，本文立足跨文化视角，前瞻性地指出了当前主要存在的四个问题，提出了未来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主要着力点。

当代文学、国际出版、国际传播、亮点、着力点

70年来，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代一线作家的重要作品，经由欧美国家主流出版社积极主动地译介，海外影响力日益提升。从总体上看，主体由早期单一的中国外文局发展到全社会积极参与、国内外出版机构多方实施；范围由边缘小众发展到主流化、大众化，全球图书收藏数量大幅增加，媒体报道规模持续扩大；载体由图书延展到影视、网络、数字出版等，并带动了当代文学翻译出版的反向传播。进入新时代，当代文学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等机构发布的近三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当代文学图书最受海外收藏青睐，世界影响力最大，成为展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貌的重要窗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芳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生海海》分别成为2018、2019和2020年度海外馆藏最多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作为一项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家的大型文化协同项目，是需要集合中外学术界、出版界及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民间力量的伟大事业。认清当前发展形势，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实现中国好故事全球传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意义重大。

一、新时代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五大亮点

进入新时代，尤其是2017年10月以来，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这些亮点表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动态、情势和大势是向好的，虽然有困难，但前景可期。

（一）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当代文学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

新时代以来，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全面提升，逐步形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由走出去转向走进去的新格局。

第一，从外部看，版权输出规模逐步扩大，走进更多小语种地区。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2019年中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占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总量的近2/3。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花结果”，相关版权交易规模明显提高。在第7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100多家中国出版商参展，达成了广泛合作；在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外版权贸易共达成5996项，其中引进输出比例为1∶1.78，当代文学占比极大。当前，当代文学正向东欧、东南亚等小语种国家和地区全面渗透。尤其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当代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等的加持下，中国当代文学成功打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物市场，走进了葡萄牙语、阿拉伯语、越南语等诸多小语种国家和地区，不仅拓展了领域维度，而且打造了中外文学全面互动的良好格局。

第二，从内部看，遵循走进去规律，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影响力提升。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越来越进入译介学层面，从翻译、出版、传播与接受等层面统筹规划。在“谁来译”的问题上，调动了更多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如闵福德（John Minford）、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杜博妮（Bonnie S.Mc Dougall）、韩斌（Nicky Harman）、白睿文（Michael Berry）、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罗鹏（Carlos Rojas）等的参与。在“作者对译者态度”的问题上，作家们逐渐认同给予译者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为了成功进入西方主流阅读语境，可以通过译者的再创造跨越“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在“谁来出版”的问题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托尔出版公司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推动了外译作品迅速进入世界主流发行渠道，进行高效传播。在“谁来推广”的问题上，专业书评人发挥了舆论领袖的作用。王德威、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蓝诗玲（JuliaLovell）、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等都通过撰写专业书评来影响普通读者，艾奥迪出版集团（Einaudi）、菲尔特瑞奈利集团（Feltrinelli Group）、亚洲大都会出版社（Metropoli d'Asia）、夜间出版社（Nottetempo）等著名出版机构也发挥了文学媒介的影响力。当前，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作者、传播者、读者（含专业研究者）三股力量相互作用，业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二）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科幻、儿童、网络与经典文学等竞相发力

新时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的类型多样，经典文学一家独大的格局已悄然改变，业已形成稳定的读者群体。

第一，开启“中国科幻元年”。据南方科技大学《2019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中国科幻阅读市场2018年总产值为17.8亿元，同比增长83.5%，而2019年上半年总产值就已经接近13.8亿元。蓬勃发展的科幻文学创作为其国际传播提供了多维保障。同年，日本最大科幻小说出版商早川书局正式发行了刘慈欣《三体》日文版，首印1万册当天售罄。随后，于一周内先后再版10次。截至目前，《三体》已经有19种语言译本，海外总销量高达150万册。近两年，美国著名科幻文学杂志《克拉克世界》《不可思议》不断加大对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译介力度，刊载频率甚至达到两个月发表一篇。当前，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陈楸帆的《荒潮》、郝景芳的《流浪苍穹》等一批中国科幻小说开始成规模输出，“当代文学中一只寂寞的伏兵”的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称2019年开启了“中国科幻元年”。

第二，儿童文学走上国际舞台。从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到刘平生荣获“比安基国际文学奖”，再到朱成梁荣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图双年奖金苹果奖”，新时代的儿童文学的国际市场份额加速提升。经国家新闻出版署统计，中国580余家出版社中多达520家出版社设有童书出版业务，新时代每年出口超过500万册，已经广泛落地；2018年9月，张明舟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出任这一职务，2020年9月又获连任；2019年，陈佳同作品《白狐迪拉与月亮石》又获评英国《金融时报》“2019最佳童书”；2020年，接力出版社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之后，再获“博洛尼亚年度最佳童书出版社奖”；疫情期间，中国先后出版了100多本抗疫主题的童书，并成功实现版权规模化输出。当前，儿童文学国际传播正逐渐走向成熟、多元、繁荣和精致，实现了稳健高速的品质化提升，显示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网络文学实现“三级跳”。据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2019年，海外读者规模近3200万，市场规模也突破了4.5亿元人民币，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数量已超1万部，翻译网文作品出海数量则达3452部，增量十分可观。据中国作协《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9年，仅阅文、咪咕、中文在线、掌阅、晋江、纵横等主要文学网站发表英文原创作品7万多部、翻译作品近千部、对外授权作品3000多部，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美国最大图书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Schuster，Inc）也与译林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助力网文“出海”。当前，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已经从实体版权输出的“1.0时代”、IP多元化传播的“2.0时代”，进入海外产业业态布局的“3.0时代”，初步实现了“三级跳”，实现了整体上的递进式发展。

（三）从官方到民间、科技：翻译的蓬勃力量日益显现

新时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由政府译介模式逐渐过渡到译者、读者、出版公司等主体多元参与的多元化主体模式，人工智能翻译迅速崛起。

第一，人工翻译中的民间力量强力助攻。政府设置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国家级出版扶持项目，有力地促进了传播诸元素的多元整合，由此形成了“译介共同体”推动的局面。同时，民间翻译强力助攻。既包括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刘宇昆（Ken Liu）等，也包括当代文学译介博客网站，如MY CHINIESES BOOKS 与RUE89的合作开创了自媒体图书推广的全新范式，通过法国知名媒体《观察报》网站搭建了互动平台。还有Paper Republic，是美国翻译家EricAbrahamsen创建的博客网站，专门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工作。目前，已拥有近200个译员，不仅推出了大量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译介等方面的动态博文，而且成功翻译出版了许多名家名作，如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等。此外，Gravity tales、Volaro Translation、Rulate等小语种翻译网站纷纷涌现，并成功译介了《盗墓笔记》《全职高手》《诛仙》《修罗武神》等热门网络文学作品。

第二，人工智能翻译助推人工智能文学崛起。人工智能翻译一方面可能抹平传统文学中的精英与大众的区别，让“世界文学”变成“世界的文学”，甚至是“世界的文本”，由此带来了批判标准的改变、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降低，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翻译可能打破世界文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打破语言交流的障碍，使中文和其他小语种的作品有机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新时代，国内各大互联网平台在人工智能翻译研发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如推文科技，这是全球首个将这一技术用于网络文学翻译的平台，也是日更内容量最大的英文小说平台，每日同步更新2000多部作品，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从主流到多元：作家、平台的力量在逐步加强

新时代以来，新生代作家崭露头角，民间平台地位凸显，作家队伍与专业平台达成深度共融的状态，充分释放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效能。

第一，青年作家的创造力日趋旺盛。以往，西方出版界偏向于译介老牌作家作品，如莫言、余华、苏童、残雪、王安忆、阎连科、曹文轩、刘慈欣、麦家等，但近年来，西方出版界的译介对象开始转向中国新锐青年作家作品，如郝景芳、阿乙、盛可以、徐则臣、张悦然等，且译介作品也具有较强的“青年性”，如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生态文学、打工文学等。以网络文学为例，主要分类近20个，细分类别则达到200多个，涉及青春校园、爱情言情、都市职场、历史架空和悬疑科幻等类别，网络青年作家的创造力可见一斑。另外，随着网络文学内容质量的全面提升，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开始走出国门，成为代表性符号。

第二，民间平台的影响力日益彰显。作家队伍的建设离不开专业平台的聚集与推广，尤其是全媒体时代，在数字化创作方式日益成为主流，以及移动化分发渠道成为市场新蓝海的背景下，民间平台在当代文学作品展示、青年作家培养、作品版权保护、文化产业聚合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彰显。青年作家网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文学平台，截至2018年底，该平台签约作家数量已经突破5000名，代理签约作品3万+，拥有30多家采风创作基地，通过丰富的作家资源，为当代文学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是一家具有较强公益性的民间平台，会员已经覆盖全球63个语种，100个国家。重要职责之一是帮助海内外读者及时发现、翻译、创作和传播优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重心在公益服务。目前，CCTSS借助国内知名文学评论家、学者、期刊编辑等主体的优势力量，利用自身海外汉学家译者资源库，定期推选优秀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并同步进行10个语种的译介工作，有效提高了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的曝光率和渗透率。

（五）从缺位到站位：“世界化”话语力量日渐增强

当代文学批评范式发生时代新变，呈现“世界化”趋势，助推了新时代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中”，强化了中国与世界学术共同体的融合。

第一，“世界化”批评范式的形成。新时代以来，海外学者生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批评”范式和国内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研究热生成的“世界化”批评范式开始全面交融，出现了明显的纵深推进趋势，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年度最热文学话题，在《南方文坛》系列长文的发酵下，使得“世界中”概念走红海内外文学界，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仅完成了“国际化”发展，而且开启了“世界中”的历史序幕。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世界化”话语权的提升，不仅是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取得重大突破的体现，而且是当代文学以文学批评为契机深化“世界化”传播的体现。

第二，“世界化”文学评价标准的形成。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全球走红，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海外译介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标准正在与国内评价标准趋同。尽管趋同的背后既有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宏观原因，也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国际互动深化的中观原因，同时也有海外译介者和读者审美回归的微观原因。但无论如何，由中国作家、读者、学者、评论家等共同构建的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标准，正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是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的重要果实，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外评价标准统一化的逐步达成，在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化”话语从缺位到在位的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影响力将持续深化。

二、新时代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四大难点

当前，具备提升当代文学国际影响力的良好条件，还需要在出版的创作、翻译、发行和传播等诸环节继续作出探索，克服困难，以利于实现更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一）创作环节：能否在世界文学谱系中书写精彩的当代文学篇章

出版依赖创作。创作主体缺乏国际视野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外文能力不强，作品视角开放化、国际化程度不够。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创作主体必须强化开放意识，立足世界文学谱系进行“世界文学”创作。这不仅是创作现状审视的结果，也是创作时代特征的预见。

第一，借鉴与提升，创作更多从国际文学场出发的世界文学力作。如何透过民族性和个性，逐渐窥见和呈现普遍性，创作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世界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就研究层面而言，深化中外文学批评互动，消除文化隔阂和思维偏见，在借鉴与提升中打造精品力作，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若无法与他国学界形成良性互动，那么就无法切实提高当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影响力。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化”话语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需要在多维互动、互证和互学中，构建内外交融、双向反馈的中国当代文学话语体系和操作范式，进而为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学理支撑。

第二，承担与创新，创作更多具有“中国性”的当代文学精品。“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作为全新的时代命题表明，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已经从“我拿”到“我有”的初级阶段，开始向“我给”的高级阶段转变，这也说明当代文学已经自信、强大到拥有了足以影响他国的实力，并且试图“输出”这种影响，因此，在创作中需要探讨如何使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从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创作风格来看，都是以兼具民族性和艺术性见长，既胸怀对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又秉持对艺术创作的全面创新。当代文学作品仍然存在各种缺失。在世界文学共同体语境下，要求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要坚持承担与创新的原则要义，以文学标准为旨归，立足文学形象重塑，以最大程度地保证中国当代文学能够赢得世界尊重和认同。

（二）翻译环节：能否以出神入化的当代译本拨动海外读者心弦

出版依赖翻译。人才短缺、质量良莠不齐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内极度缺乏中译外的高端翻译人才，据业内人士估计，国内具有中译外定稿水平的高级专家数量现今仅有一二百人，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译文质量难以保证，不利于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

第一，培养更多具有世界文学意识的译者。翻译为民族之间精神交流的重要手段。歌德在一封致卡莱尔的信中强调了翻译的必要性：“每个译者都要努力成为常见精神贸易的中介，把促进交往看做自己的业务。即使有人说翻译不能完全达意，它是而且只会是普遍世界事业中最重要、最令人尊敬的业务。”他不仅强调翻译让译入文化受益，翻译还以其新视角给译出文化带来补益。“正是从原文到译文的各种关系，最能清晰地显示从民族到民族的关系，人们必须充分认清这种促进事关重大之世界文学的翻译事业。”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具有世界文学意识的译者队伍建设，2007年美国青年Eric Abhansen创办的当代文学海外译者线上联盟“纸托邦”（Paper Republic），如今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海外译者，成为读者、作者和版权经纪人共享的优质平台。Gravity Tales、Volaretranslations 等，也在助推实现“译者之为用，大矣哉”的愿景。

第二，创作在另一种语言中移植与重生的译本。翻译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首要选项。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以及“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这意味着民族文学必须像光线发生折射那样，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构成的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反射出的第二个焦点，由此形成一种混杂共生的作品。这一理论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再一次得到证实。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本存在大量改写和变异的现象，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如果我们取原作本质主义的态度，它们就是次级的衍生品，但如果从世界文学角度看，这些译本体现的就不只是文本的遗失和变形，更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以及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与重生，因而对当代文学是有益的。即本雅明所谓：“译作者的任务是在译作的语言里创造出原作的回声。”葛浩文的翻译和莫言的原作就是处于旗鼓相当的对等状态。莫言说：“如果没有他（葛浩文）的杰出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

（三）发行环节：能否依托高起点渠道和新技术应用赢得市场

发行是出版的重要步骤。“上架率”不高、渠道不畅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许多译作尽管实现了版权输出，但并未真正进入其出版发行的主流环节。因此，必须重视海外出版发行环节的优化疏通，确定高起点打磨版权经济、发行渠道的战略定位。

第一，高起点打磨版权经纪、发行渠道。版权经纪人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图书出版领域的一项代表性制度，已经十分成熟，优秀版权经纪人凭借自身的敏锐洞察力和超强捕捉力，为海外出版机构和读者有的放矢地推介所代理作家的作品，进而提高作家作品国际传播的精准度，葛文浩与莫言就属于典型的版权经纪关系。新时代以来，虽有尝试将自己作品的国际出版事务全权交由专业经纪人打理，但尚未达成预期效果。进行高起点打磨，既要加强国内版权经纪人保障机制的建设，又要完善与国外版权经纪人的合作渠道，这是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的薄弱点，也是需要重点深耕的突破口。在发行渠道方面，海外出版发行的主动权始终不在我们手上，这也是当代文学长期无法走进国际图书系统中心地带的主要原因。因此，急需扩大海外经销网络，依托海外出版机构的渠道优势，构建动态开放的出版机制。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输出的“山楂树模式”、让作家到版权输出地“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译介模式等，都是高起点打磨当代文学海外出版发行渠道的新探索。

第二，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融合出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5G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求出版发行主体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将数字出版纳入自身国际化发展战略，构建走出去立体化发展思路。要深耕自身优势内容资源，进行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库资源建设，促成数字内容融合共生，将创意、体验与内容生产相结合，创建全媒体走出去产品矩阵，满足用户多元化、多层次、细分化、多场景化的需求，提高服务能力。同时，要利用5G在信息共享效率和传递能力上给出版选题策划、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所带来的变革，以媒体融合战略创新、产品形式创新、营销模式及资源服务创新，带动转型升级，推动走出去创新。从简单的规模增长向更高的质量效果转变，从传统出版产品向媒体融合出版产品品牌塑造转变。以先进的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内容为根本，突出重点做精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多种媒体形式的品牌产品，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传播环节：能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达成思想认同

多元主体参与不广、传播理念陈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能否将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纳入人类文明交往系统中，以当代文学为媒，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建立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赋予的新逻辑。

第一，激发“中国书写”的视域融合。对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作品而言需要有一种跨越意识形态与种族阶层的共同价值观，这样才能建立起与文学作品和人物形象之间的亲密度、认同感，从而达到“视野融合”，使异域文化接受者产生共鸣。对原作文本的介绍与评价，通常决定了海外读者阅读期待视野，进而影响其对原作文本的理解与接受。在国际出版机构的出版宣传与评价中，读者通常会形成两种反应，一种是以宣传评价为主导的被动接受，一种是对经典权威的惯性认同。但无论何种反应，都凸显了以激发阅读期待视野为导向的介绍评价。正如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经过读者阅读和理解的作品，只有充分符合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作品，才能保证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才能使其变为“美的现实”。因此，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中，海外出版机构通常会在作品介绍与评价中刻意迎合海外读者的期待视野。如在对阎连科小说的介绍评价中，就经常会采用小说副文本的形式，先入为主地将其与中国进行连接，且会通过象征性图腾制造具有敏感性的社会话题或政治话题，进而达到一种政治隐喻，以吸引读者关注和阅读。为此，如何激发海外读者对“中国书写”的阅读期待，是提高出版及传播效度的重要前提。

第二，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中传播。与世界文学形成密切、直接和及时的交流与互动，最终实现“国运终以人文盛，敢请四海识中华”的境界，实现文化与商业价值统一。跨文化交往总是存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相冲突的问题，这也是为何中国当代文学走进去难的主要原因。如何探索与海外读者有效的交流互动方式，通过精准化受众定位来调整具体译介行为，就成为国际出版及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托尔出版公司的英文编辑曾明确表示，《三体》作为科幻小说，其读者定位面向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科幻迷的核心读者群体，一个是对中国文化具有较强好奇心理的普通读者群体。通过核心读者群体的权威引导，普通读者群体就会对拥有如此巨大市场能量的畅销书如何转化为英文翻译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冲动，进而引发了《纽约时报》《纽约客》等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极具扩散性的口碑传播闭环。换句话说，《三体》之所以能够在国外出版市场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外出版机构通过精准化市场定位，采取针对性推广营销手段，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上述两类读者群体的阅读期待。当然，最重要的是，《三体》宏大的思想主题具有非常强的普适性，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三、新时代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主要发力点

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加强对过程的监督，以及对效果的评价，应从主体、内容、对象、渠道和效果五大维度入手，找准切实可行的发力点。

（一）名家与名牌：夯实主体建设

主体方面，涉及对信息流通的根源干预问题，以及出版主体所受的时代制约问题。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编者等，必须做好主体建设，实施“名家与名牌”工程。

第一，就作者来讲，优质作者是优质文学作品的来源，是出版品牌树立的根本依托。因此，要加强对优秀青年作家的培育，扩大当代文学名家名作的规模，这是达成创作新诉求、新目标的先决条件。优质作家的培养必须立足国际传播，以文学走出去战略为指导，整合海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深化中外政府、高校、企业多维多元的主体联动，强化品牌意识，打造名家名作，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作家培育机制。如复旦大学设立“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是校企联合培育优质作家的成功探索。

第二，就译者来讲，有较高知名度、较强翻译能力的海外译者，无疑是译介主体的首选。如葛浩文、杜博妮、刘宇昆等人，不仅熟知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可以完全胜任不同语种间的译介对接工作。在国内译者翻译、海外译者翻译和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中，合作翻译无疑是最理想的模式，既能够解决国内译者翻译知名度、接受度不高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海外译者翻译诠释不足或过度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译者队伍建设，通过完善的内部培养机制和外部引进机制，尽快培养出一支具有国际视野、较高知名度和较强翻译能力的译者队伍。

第三，就编者来讲，作为文学作品出版活动的核心环节与核心主体，直接关系着国际传播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讲，编者能够决定哪些作品进入出版流通环节，而且能够通过具体定位影响读者的文本理解和阅读行为。当代文学外译合集的编者通常是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汉学家，他们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工具，以专业视角、饱满热情、严谨逻辑积极推广当代文学，扮演了当代文学海外研究的意见领袖角色。因此，要加强学术界的国际交流，把握当代文学“世界中”的发展契机，在深化中外当代文学评价标准整合对接的基础上，围绕具体作家作品多进行研讨交流，以学术引领创作，进而确保战略层面的方向正确。

（二）尊重与共情：强化内容建设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所讲：“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将不断碰到由文化的不对等带来的冲击。”因此，内容传播始终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采用西方能够接受的叙事模式讲述中国故事，以尊重和共情为突破口，最大程度地消除文化隔阂，是一大发力点。

第一，要重点选择兼具中国文化特色和文学普适性的当代文学作品，题材上要注重时代性、国际性表达。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当代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已经成为海外各级受众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客观来讲，《中国文学》《大中华文库》等重大外译工程，除了个别作品赢得了海外读者的肯定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题材不适合，许多作品对于海外读者来讲太过抽象、严肃，很难真正在市场上实现广泛流通。对此，各主体要及时调整译介重心，尽量多译介海外读者感兴趣的题材作品，如科幻、悬疑、武侠、玄幻、推理等。目前，专门译介中国武侠、玄幻类题材作品的“武侠世”网站，在国外就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喜欢与追捧。

第二，要基于译介效果的考量，探索创作和译介方向。要善于借助当代文学与文化数据库、“纸托邦”等平台，及时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出版的状况，明确不同国家对当代文学的市场偏好度和接受度，然后有选择地进行内容创作和出版翻译。如余华在美国参加了创意写作课程，在充分了解西方读者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融入了一些国际化叙事元素，这也是其《活着》得以在海外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白睿文翻译《活着》的主要原因，就是文本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故事性和想象性，符合美国出版社的出版标准和审美诉求。

（三）多元与借力：把稳途径建设

途径建设主要是媒介平台的控制，图书馆、实体书店、电商平台、读者俱乐部等都属于出版物的传播途径。提高到达率和渗透率，就必须把握多元与借力两大关键词，精准聚焦途径建设。要内外兼修，内要构建多元化、多维度的联动传播机制，外要借助国外著名出版社的品牌优势，增强海外传播的市场适切性和渗透性。

第一，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主流网站、地方知名媒体展开宣传，积极邀请国外权威人士、知名人士撰写书评，为作品的快速落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尤其是全媒体时代，必须要充分利用报纸、期刊、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元传播媒介，不断拓展传播渠道，提高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曝光度。如将更多优秀当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利用影视传播消除认知障碍；构建当代文学融媒体传播体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小语种国家主流媒体的合作报道；全面开发当代文学IP产业链，围绕优秀当代文学作品开发影视、手办、服饰、游戏等产品，提高与海内外受众的互动频率，多平台、多维度推动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

第二，要善于借助海外知名出版社编辑优势和渠道优势，全面提高作品在当地市场的知名度。如《三体》的英文版，托尔出版公司对其进行了重新润色调整，而负责具体操刀的编辑Liz Grinsky，拥有丰富经验，被五次提名“雨果奖”最佳编辑。另外，托尔出版公司凭借其在科幻文学市场的领军者地位，借助有效的推广营销手段，推动了《三体》英文版参与国际各类大奖的角逐，不仅有效促进了海外读者的理解、接受与传播，而且促进了其销量的全面提高，这些都是其国际出版及传播得以成功的关键。因此，必须首先依靠国外知名主流出版社，加强双方版权合作。

（四）满足与培育：精准匹配受众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会出现选择性认知，这种认知的面向大小，直接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效果好坏。因此，既要充分满足海外受众多元化需求，以扩大受众选择性认知面向范围，又要积极培育拓展忠实受众群体，以扩大受众选择性认知面向维度。要求相关主体从横向、纵向入手，在满足海外读者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主动出击，以经典文学译介为依托全面扩大面向。

第一，受众定位不能局限于少数权威人士，还要关注完全独立的普通读者群体，因为只有被广大普通读者理解和接受，才能算得上走出去。这类受众会更倾向于阅读自己熟知的作家作品，但其对当代文学的兴趣也会促使自己对新人新作保持较高的开放心态。为此，要以海外读者实际需求为依据，进行合理甄选，从满足受众需求立足，逐步夯实当代文学的海外读者基础。

第二，要加大非主流性边缘文学的传播力度，培育更多面向海外的忠实读者群。经典纯文学作品始终占据主流，但也因为“曲高和寡”等原因，无法真正“走进去”。因此，应走“曲线救国”之路，以谍战、科幻、推理、玄幻等类型的文学译介为突破口，培育更多海外受众群体，让更多当代文学走出去，最终反哺主流文学的国际传播。

（五）科学与专业：重视效果评估

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必须全面了解真实的传播效果。效果评估的目的就是客观总结传播活动，通过真实的市场反馈为后续传播提供依据，进而强化二次传播的实效性。因此，要坚持科学性、专业性原则，做好传播效果的评估，形成良性闭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与保障。

第一，要由出版社市场调研部或聘请第三方专业调研公司实施具体评估，可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内容分析等方法展开专业评估。其中，焦点访谈法是当前传播学中效果评估最具特色的一大方法，国内对该方法的应用还很少，有必要通过系统引进和细化后，将其应用于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领域。当然，在具体评估中最好采用两种以上方法来增强评估结果的精准性，作者、译者、编者等传播主体也可以开展相应的效果评估工作，虽然不如专业评估的结果全面，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提高传播的精准性。

第二，要加强传播效果评估方式的创新，强化评估结果的即时性。全媒体时代，借助新媒体获取读者的阅读反馈，应成为效果评估的主要途径，具体来讲，可在出版社网站评论区、图书销售线上平台的评论区实时了解读者反馈，或在脸书、推特等国外主流媒体上开设专门账号，专门推送当代文学的动态信息，在与海外读者互动中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与看法，这样不仅能够起到营销推广作用，而且能够培育忠实受众。

总而言之，新时代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已经出现了新亮点，创作主体、翻译主体、译介类型等日益多元，国际话语不断提升，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同。与此同时，在创作环节、翻译环节、出版发行环节和传播环节也存在不少难题。相信针对潜在的问题，从主体、内容、对象、渠道和效果等维度入手找准主要发力点，会切实增强新时代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的全球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