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国际传播研究的国外研究趋势与本土启示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全球形势的演变，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更是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里与各国同行展开同台竞争，以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追求卓越，因此有必要对国外同类研究进行梳理，以获取经验和灵感。当前，已有部分学者对国际传播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回顾，如Noelia等学者分析了2008―2018年期间与国际危机传播相关的148篇文献，对该领域的发展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Lwin与Salmon两位研究者以2000―2013年在亚洲发表的有关健康传播的248篇文章为研究对象，评估了亚洲不同地区健康传播研究的总体趋势等等。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主要从危机传播、健康传播、国际广告等更为微观的视角展开，较为缺乏对国际传播研究整体性的回顾与分析。在少量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综述性研究中，研究方法也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量化研究。

鉴于此，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SSCI数据库中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从发表趋势、科研力量分布、热点研究主题及演进脉络几个方面分析国外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为后续的国内研究提供信息支持与参考。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全球收录论文最多、规模最大的Web of Science英文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来源。为保证文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研究者以“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为主题词检索文献，引文索引选择为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时间范围设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文献类型设定为“Article”，学科类型设定为“Communication”，检索日期为2022年2月15日。在剔除会议资讯、专著简介等不符合要求的数据后，共检索出853篇SSCI文献作为分析对象。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使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与VOSviewer作为分析工具。CiteSpace由美国雷德赛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所开发，可以对文本挖掘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等可视化操作，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VOSviewer是由荷兰莱顿大学研发的文献计量软件，在聚类分析、图谱绘制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与CiteSpace形成互补。本研究主要使用CiteSpace作为对数据的清洗、处理与运算工具，并生成时区可视化图谱；使用VOSviewer用于机构合作共现图谱、核心作者共现图谱和关键词聚类图谱的运算。

（一）发表数量统计

图1 全球国际传播议题文献的发文年度分布（2000―2021）

发表数量是文献计量学中的重要分析维度，能够反映出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及变化趋势。图1显示，国际传播领域研究成果数量自2003年以来呈现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2000―2003年，年均发文量较少，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表明国际传播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在探讨通信技术、跨国贸易等应用性问题，并未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第二阶段为2004―2021年，年均发文量为45.2篇，呈稳定上升趋势，表明国际传播研究成为显学，学者在该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在这一时期，CNN等全球性媒体对海湾战争的报道体现出影响公众舆论的巨大作用，有学者认为“CNN效应”是全球电视媒体对国际政治决策的一次冲击，这推动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

由于发文数量与发文年份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通过拟合曲线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国际传播研究的发表趋势。使用SPSS与EXCEL对发文数据进行曲线拟合分析，发现其与多项式拟合曲线的拟合程度最好，拟合度R2=0.9418，拟合公式为y=0.067x2+1.8965x+5.4091，其中y为发表数量，x为发表年份。拟合曲线显示，国际传播研究的发表数量将继续低速增长，表明该领域未来数年仍将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反映出该领域驱动力稍显不足，近年来并未出现显著提高发文数量的新研究主题。

（二）研究力量分布

1. 研究机构分布

通过对文献所属机构的分析，可快速掌握这一领域中的核心产出机构，在中观层面反映各科研机构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参与程度。目前全球共有738家机构参与了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从科研机构的属性来看，高校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骨干力量，其中苏黎世大学的发文数量（16篇）和被引次数（648次）均排名第一，该校的研究重点是西方国家的媒介体制研究。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大型跨国公司对国际传播研究也有一定贡献，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美国兰德公司（RAND）、韩国电信（KT Corp）等，此类研究更聚焦于国际传播的实践性，如跨国广告的统计分析，通常与机构的服务内容、营业范围相关联，这表明国际传播研究与行业应用的结合较为紧密。

图2 主要科研机构合作共现图谱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传播领域在机构层面的合作情况，研究者对文献所属机构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建构主要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国际传播领域已经形成5个合作网络。#1由多个子集组成，覆盖了苏黎世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大部分科研实力较强的机构。#2―#5代表了莫纳什大学、俄亥俄大学、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以各自为中心组建的科研网络，规模上要远远小于#1。除图示的5个科研网络之外，另有178所机构以独立节点的形式出现，表示这些机构从未开展过合作研究，反映出国际传播的研究机构之间虽然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网络，但目前合作强度不高，大量研究机构并未参与其中，合作情况在未来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研究作者分布

进一步对论文作者进行分析，可在微观层面了解国际传播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以及活跃的研究者。根据普赖斯定律，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科学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即发文数量达到2篇的作者可以被认为是国际传播领域的高产作者，共计120位。经统计，高产作者的发文总数为284篇，远低于发文总数的一半427篇，这表明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高产作者之间发文数量差异不大。为进一步探究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情况，以及研究团队的建设情况，研究者对高产作者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建构出高产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图谱（图3）。从图3可以观察出当前具备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数量较少，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苏黎世大学的Frank Esser、Edda Humprecht和Michael Bruggemann 3位学者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该团队中共有11名高产作者，研究主题主要为媒介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和气候传播研究。

图3 高产作者共现图谱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国际传播领域内核心作者群并未形成，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之间差异不大，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团队依然处于建设之中，合作关系从机构及作者两个维度上看均不够紧密，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表明国际传播研究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研究格局尚未形成。分析结果同时显示，苏黎世大学在发文数量、被引次数及研究团队的建设上均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有可能在未来发展为国际传播研究的中心；苏黎世大学的Edda Humprecht与Michael Bruggemann两位学者的被引次数要显著高于其他研究者，说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价值最高，学术带头人有可能进一步从这两位学者中产生，因此后续的国际传播研究应当重点参考苏黎世大学及其核心团队的研究文献。

（三）研究热点主题分布

1. 重点主题讨论

聚类分析可将相似关键词整理为同一主题，更清晰呈现研究领域热点和变化趋势。在VOSviewer中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主题共有7个，包括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政治传播与危机应对研究、传播技术影响研究、文化环境差异研究、媒体环境差异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由于部分主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经进一步归并，最终得到2000―2021年期间国际传播研究的4个主题。

（1）理论与学术发展研究。该主题包含的高频关键词有scholarly communication，bibliometrics，comparative research，journals等，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子主题，分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学术发表现状。

①基础理论研究。尽管国际传播领域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但由于信息来源、传播主体和国际政治行动不断增多，导致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国际传播，或者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如何定义国际传播的问题，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促使相关研究还在不断增长。不断有学者提出富有创造性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国际传播，如Bruggemann与Wessler认为，当前学界看待“国际传播”的理论视角分为三种：作为商议的传播，认为传播是交流思想、达成理解或共识的手段；作为仪式的传播，认为传播是形成共同的信念、达成集体认同的手段；作为战略的传播，认为传播是影响他人知识、认识、世界观的手段。两位学者指出，当前的大多数研究只选择其中的一种视角展开，这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应当同时结合三种视角。Trevor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是注意力的零和性质，他们由此提出全球关注瓶颈理论（a theory of global attention bottlenecks），强调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在每个问题空间内，只有拥有大量资源以及优质信息的头部组织才能获取受众的关注，未来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应当关注新技术会如何改变注意力的分配。

②研究方法的创新。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一部分学者不断尝试将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国际传播领域。例如Kilvington 运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模型探讨了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还有学者运用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Approach）研究了新闻报道和社会政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等等。此类成果丰富了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研究工具，使后续的研究具备了更多可能性。

③学术发表现状。学术发表现状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议题。现有研究表明国际传播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术不平等现象，例如国际传播学期刊的编辑委员会中，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5个国家的学者占比高达79.4%，这使上述5国对国际传播学期刊具有支配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学界去西方化的努力效果一般，非西方国家的份额仍然很小，不利于非西方国家的学术发展。同时，在当前的环境下，成果的出版和传播经常以学者自身作为代价，许多学者沉浸在获得终身职位的竞争之中，这限制了他们享受学习过程和致力于开放科学的做法。

（2）国际公关研究。该主题包含的高频关键词有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communication，propaganda，soft power等，主要围绕宣传策略以及贸易摩擦、军事冲突等国际性事件所展开，可以再分为形象建构以及危机应对两个部分。

①形象建构。关注形象建构的研究主要从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建构两种维度展开。自我形象建构类的研究旨在通过不同传播主体在国际领域内的自我宣传提出具体的策略与建议，例如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在1950―2009年期间的对外传播战略，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形象建构方针已经逐渐从国际宣传（international propaganda）转变为更温和的公关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显著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吸引力；他者形象建构类的研究主要探讨如何对其他传播主体的形象进行调整，以获取自身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例如Mitra等学者就西方媒体对阿富汗妇女的报道展开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故意选用带有偏见性的图片，这加深了西方观众对阿富汗妇女的刻板印象，从而保持“西方国家拯救阿富汗妇女”的叙事，加大了报道对西方观众的吸引力。

②危机应对。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范围内的突发性摩擦事件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危机应对成为许多研究的选题。现有研究表明，在处理国际危机时会面临多重困难，诸如需要面对的不是单一的行为者，而是具有跨国动员能力的行为者网络，这会给试图控制危机规模的尝试带来巨大的挑战。还有学者强调要注意公关对象的地区特性，如Wen等学者调查了2010年美国在亚洲的贸易摩擦事件，认为美国公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视了“面子”在东亚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令人难以接受。这些研究指出了国际传播中容易引发危机事件的陷阱以及具体的应对方法，为国际危机的避免和化解提供了更多的启示与参考。

（3）传播技术影响研究。传媒技术的更新与迭代为国际传播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一主题包含的高频关键词有digital divide，ICT，global media，gender等，聚焦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际传播所带来的影响。

从一方面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际传播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跨文化能力的提升，多项研究围绕这一方面展开。Chen和Yang对中国籍的留学生进行研究，认为留学生在最初的几周新鲜感过去后，会遭遇文化冲击，出现情感上的焦虑，而互联网中的在线支持小组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适应和安顿在东道国的新生活；Lee和Chen的研究关注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移民母亲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结果表明移动媒体具有赋权的象征意义，可以作为工具来应对东道国的偏见，因此当移民母亲在新家使用移动媒体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所定义的社会角色。此外，科技的发展也降低了边缘人群进入国际视野的技术门槛，使穷人、艾滋病群体等以往不受注意的群体能够获取更多的帮助。

然而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同时也给国际传播领域带来新的问题。首先，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发展，它们已经具备发动一场在线运动并将其转移至线下的能力。在伴随国际金融危机而出现的全球抗议浪潮中，此类社交媒体得到了广泛使用，包括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也可被用于极端目的，例如有欧洲的民族主义帮派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散布对国际难民的仇恨言论，并策划线下对难民群体的暴力和攻击行为。其次，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今与商业、投资、生产、消费高度结合，标志着“信息资本主义”崛起，加大了不同国家、群体在经济水平以及知识水平上的差距，从而进一步催生出数字鸿沟，带来技术使用中的性别不平衡等负面影响。

（4）传播环境差异研究。该主题包含的高频关键词有culture，ngos，social media，coronavirus等，集中探讨不同的外部环境对信息传播效果带来的影响，可以再细分为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和媒体环境差异两个方面。

①社会文化环境差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民风民俗等因素使不同的群体间存在社会文化环境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信息传播效果的不同。一些学者对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特性展开研究，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学生在遭遇集体批评时会比美国的学生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研究者指出这是由于“集体面子”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还有学者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对“留学生”角色的话语建构，发现留学在澳大利亚大学被认为是积极主动的个人行为，而在中国的大学则被认为是被引导的非主动行为，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教育的概念在两种文化中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民族的层面，也广泛存在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层面之中。Stephen对与印度相关的冲突事件展开研究，发现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在处理冲突的模式上存在显著的区别，并强调在跨文化背景下，处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冲突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同信仰群体的行为模式。这些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对国际传播研究至关重要，有学者指出文化的差异性是国际传播领域得以存在的基础，国际传播就是对全球文化的研究。

②媒体环境差异。不同的媒体环境有利于特定群体获取话语权，从而影响国际传播的效果。一项研究以“本·拉登之死”的新闻为例，对比分析了美国媒体与俄罗斯媒体在报道上的差别，发现美国媒体会将这一事件简化，建构恐怖分子与反恐英雄的二元形象，而俄罗斯的媒体会更多地质疑美国政府消息的准确性。研究者得出结论，不同国家的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会限制政府和媒体与国际受众建立共同的理解。

除新闻媒体外，商业社交媒体也是此类研究的重点对象。有学者以南海争端事件为例，研究了中国、菲律宾、美国三个国家的不同主张在推特这一国际公共领域内的接受程度，认为推特平台上的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媒体的影响，这使得在推特上美国媒体议程设置的效果可以超越国界，而中国、菲律宾媒体的声音很难有效传递给推特的用户。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提供了技术性的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使得小型团体和个人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能力，但并未改变线下空间的不平等现象，这些社交平台上的议程设置仍然是由大型利益集团所主导的。

2. 主题演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国际传播领域在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研究者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添加时区分析功能，得到国际传播研究热点时区可视化图谱。结合高频关键词表、聚类分析图谱和时区可视化图谱，可以将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分为以下3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00―2003年）：互联网时代下国际传播的基础性探讨。在上世纪末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传播技术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与迭代，互联网开始普及，全球性的社交媒体、贸易组织等也相继出现，世界格局正向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发展，这使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时间段内研究者对internet，television，mobile phone，telecommunication等节点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主要探讨传播技术的更新为国际传播带来的可能性。此时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国际传播在跨国交流、国际贸易等经济文化方面所能发挥出的作用，诸如电子通信技术将会如何帮助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等等。

（2）第二阶段（2004―2015年）：冲突背景下的国际公关研究。这一阶段内国际冲突、摩擦事件的不断增多，war，conflict，power，protest，challenge等节点成为新的研究增长极。此时研究者的关注点是国际传播在危机应对以及公共外交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例如推动国际外交、帮助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等等。同时，随着国际传播领域的不断发展，此时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学术期刊发表中的地域歧视、技术发展中的性别歧视等等，此类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3）第三阶段（2016年至今）：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多元议题研究。在这个阶段内，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基础设施与交流平台，也因此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通过对文本的精读发现，学界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社交媒体在国际公关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例如引导公共领域的舆论，提升国家政策的支持度。社交媒体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例如改善移民群体、少数民族适应新文化环境的能力。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如运用社交媒体建构应对新冠疫情的在线机构传播模式，加强信息的透明度与交流等等。

在中国视野下，国际传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相关研究与实践围绕着三个基本的问题意识：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建构国际传播话语叙事体系和抵抗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道路注定充满着艰辛与坎坷。国内学者虽然在国际传播领域钻研多年，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缺乏原创理论、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议题单一、研究与实践脱节等等。结合国际研究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特征，未来中国学者的国际传播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

（一） 研究对象上，加强对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近年来，Facebook与Twitter两家社交媒体平台备受国际学界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它们在战略传播、公共外交、跨文化传播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然而，由于语言差异、使用习惯、技术能力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国内学者对这两家社交平台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传播需求的不断扩大，Facebook与Twitter将成为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舆论阵地。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加强对这两家平台的关注，深入研究它们的平台算法、传播策略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二）研究思路上，侧重受众研究。国际传播是双向的传播，其中重要的不仅仅是高效地传播出信息，更重要的是厘清如何使信息被受众有效地接受。通过对国际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学者较为重视受众研究，根据国家、阶层、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等信息将受众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充分探讨每一种受众群体的特点。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国际舆论研究、对外报道研究、公共外交领域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6大方面，更注重传播内容的建构，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缺乏交流与尊重，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在后续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应该摒弃宣传思维的影响，侧重受众群体的研究，加强对不同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解，提出更为精准的传播策略。

（三）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国外文献的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大量采用了量化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极大地加强了研究的深度与说服力，同时也促进了研究成果与实践的结合。而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目前仍以理论性的思辨为主，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数量较为稀少，这表明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尚不够严谨，研究人员对研究方法的了解程度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因此相关学者应当加强对研究方法的学习，多采用国际认可度高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提高文献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

（四）人才培养上，加强研究团队建设和跨国合作。稳定的科研团队是推进国际传播研究的基础和保障。与国际学界相比，我国科研机构、作者的合作网络更为松散，少量的研究团队主要集中于港台地区，大陆地区的学者仍以独立研究为主，限制了研究成果的产出。在未来，应当鼓励国内的学者积极开展团队合作研究。同时，由于国际传播领域的学术资源集中于全球北方国家及地区，因此国内学者也应当积极与全球北方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展开跨国合作与交流，这将有助于加强国内外学界的互相了解，获取国际传播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数量与质量。

在本世纪的20余年中，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以国家为主体、需要大量资源才能进行的国际交流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每个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数量在2000―2004年间经历了短暂的下降期之后，始终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拟合曲线的分析结果表明增长趋势仍将保持数年的时间。但从长期来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驱动力不足，急需新议题的出现。苏黎世大学的Edda Humprecht与Michael Bruggemann两位学者研究成果的被引次数最多，有可能进一步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理论与学术发展、国际公关研究、传播技术影响研究、传播环境差异研究是当前国际传播领域最主要的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Facebook和Twitter在2016年成为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节点，且在近6年内并未产生其他重要的研究节点，这一方面表明了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学界缺乏新的突破口，而随着元宇宙等新传播技术的提出和运用，研究人员应当随时关注新研究热点的出现。结合国外经验，本文提出未来国内的研究应当通过以下四个途径进行提升：加强对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侧重受众研究、注重实证研究以及加强研究团队建设和跨国合作。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国际传播作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除传播学之外，计算机学科、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对国际传播研究也有大量贡献。受研究者本人的学科基础以及硬件运算能力所限，本研究无法将全部学科领域的文献数据纳入统计与分析，这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在全面性上有一定程度的欠缺。在未来的研究中，更有能力的研究者可以考虑将其他学科的文献纳入分析，从而加强对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