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在世界文明的范畴中展望中国文化力量

孙婷婷/绘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被广泛传播和接受。20世纪90年代初，武斌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30多年来陆续出版了三卷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六卷本《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等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也达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高峰。从世界文明的范畴中审视中国文化力量，武斌可谓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从西方哲学到中外文化交流

　　武斌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扎实的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化史的知识基础，获得了专业的学科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方法。

　　毕业后，武斌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回忆起工作之初，武斌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思潮比较活跃，人们都在讨论中国如何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也涉及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影响。起初，他的研究领域即西方哲学史属于比较纯粹的学术领域，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武斌的研究领域从西方哲学史转向文化史，热切关注社会文化问题，并撰写了专著《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

　　很多学者选定自己的研究领域都要经过一番尝试和探索，武斌也不例外。而他最终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作为自己数十年来倾尽心血的研究课题，则是源于出版社的一次约稿。1990年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爱国主义系列教育图书，邀请武斌撰写其中的一部。这可以算是一个“命题作文”。“现在我们说‘文化自信’，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武斌说，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把中国文化放到更广阔的世界文明范畴中去审视，这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以更深刻、全面。

　　1993年，武斌完成了20多万字的通识读物《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在读者中收获了热烈的好评，被国家五部委评选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武斌说，“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对这本书来说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同时入选的图书还有我们熟知的影响力很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

　　自这本书之后，武斌正式将研究领域转向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回顾这个节点性事件，武斌说，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是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认识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影响;该领域此前尚未有学者关注和研究过，更没有学者系统梳理和总结过;这次写作让他进入到这个课题之中，发现了一座无比广阔的学术富矿，《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中所写的还远远不够。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多年学术活动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我进入这个领域，便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徜徉，其他研究和著述，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武斌说。

　　从200万字到480万字

　　十分笃定地确定了研究领域后，武斌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学术探索。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此前没有学术成果可以借鉴，“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只能天天跑到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记笔记，做一些扎实的基础资料积累工作，进而梳理出线索和层次。”武斌说，光是看书的工作就做了三四年，终于可以开始动笔写作了。

　　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写作过程自不必多言。1998年，武斌完成的近200万字、三卷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彭定安以《新视角多学科的融汇：中华文化的历史再现与重构》为题为这套著作作序，序言中写道，“像本书这样，地区之广泛及于全世界，时间之绵长自远古至现代，方面之周全囊括生产、生活、学术、艺术、习俗诸多领域，传播之途径及特征，遍数陆路海洋、东南西北、欧亚美非和各处各洲传播之渠道、形式、方法……如此等等，实在是全面、系统、周全、细致，构成了体系，呈现了全貌。”

　　“文化传播这个课题听起来很抽象，实则是很具体的。”武斌举了一个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的例子。他说，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商船开到了中国，大规模地把中国商品运到欧洲，包括瓷器、丝绸、茶叶等等，这些物品可以说惊艳了欧洲人。欧洲商船来中国带走的不仅是商品，还有艺术、思想等。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很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其实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生活之后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也翻译了不少学术、艺术作品。

　　“‘四书’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到欧洲。当时欧洲正处于变革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看到关于中国的介绍，把中国当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武斌说，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思想家都非常推崇孔子的哲学思想。

　　尽管三卷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已经是成果不菲的一套著作，武斌仍然认为，其中的一些论述不够深刻和全面，还有继续修订的想法。在后来的繁忙工作中，哪怕是担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武斌也没有放下这个念头，还在持续地搜集资料、获取新的线索。这段时间，学术界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武斌也了解了很多新的理论、观点。

　　“2012年退休之后，我重新梳理相关资料，对三卷本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订。”武斌说。而修订，并不是简单地增添内容，而是重新架构、调整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叙述结构等各方面内容。

　　2021年，六卷本、480万字的《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为该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这时，距离武斌涉足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这一领域，已经过去了30多年。

　　沈阳故宫工作经历反哺学术研究

　　退休之前，武斌担任过8年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也是他广为人知的另一个身份。担任院长期间，武斌提出了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办院方针，出版了《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等作品，主编了《清沈阳故宫研究》《沈阳故宫与世界文化遗产》等，也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对于担任院长期间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武斌没有多谈，而是重点谈及这段工作经历对其学术研究的成长的影响。

　　“首先，这段工作经历改变了我认识世界的方法。”武斌说，过去做学术研究基本是从书本到书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基本是看各类文献上如何记载。而博物馆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是有考古实物的。他举例说，此前知道甲骨文、青铜器，但概念还停留在文字和图片上，真正到安阳殷墟博物馆见到诸多实物之后，才真正感受到3000多年前的这些文明形态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想象!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经历影响他在此后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实物”的证据，这是一种新的认识历史的渠道。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感受到走进历史现场也就是历史现场感的重要性。”武斌说，沈阳故宫作为皇宫遗址有一定的历史阶段，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前的一段时间。即便如此，也承载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武斌举例说，沈阳故宫是皇太极去世的地方，这种现场感让这个人物不仅是历史书上的名字，而是曾经活生生的人物。这是一种走进历史的研究方法，对理解历史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30多年来，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影响的基础上，武斌也生发出一些相关学术成果，如在第31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举办图书推介会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这本书以时间线为纵向脉络，以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为横向线索，从中华文化的起源、文化传承的奠基、多形态文化的统一、文化嬗变与动荡以及文化的更新与重建等多个角度，重构了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全貌。

　　“中国历史、文明从古至今不曾间断，这本书重点讲的就是‘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解释中国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的秘密。”武斌说。

　　武斌透露，近两年他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就“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完成了一部著作，用全新的内容、结构论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如何传承等话题。这部作品已经进入出版环节。

　　多年来，武斌始终笔耕不辍，著作颇多，单是2023年上半年就出版了6部著作。30多年来，围绕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武斌的学术研究深刻、广泛，且始终秉持着严谨、专业、勤勉的态度耕耘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