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议题、机制与话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为系统、全面、深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差异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了中国道路对全球范围内、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贡献和普遍启示，即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二十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做了系统阐述，分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如果从社会学的想象力角度看，立足中国语境、关照中国价值，则可以三个维度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其一，从时间的维度看，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其二，从空间的维度看，是人与自然共生、物质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系统全面的现代化；其三，从价值的维度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简要回顾以往的国际传播，主要以国家视角为主要切入点，以主流媒体为主要传播载体，以相对宏观的中国叙事为主要内容。而立足当下全球互联网平台兴起的语境，以城市传播为路径、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叙事的国际传播，迎来全新机遇和实践空间。本文尝试将中国城市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从议题、机制和话语三个层面阐述城市国际传播的新路径。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城市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农业化时代，社会分工和农业剩余促使商品经济形成，继而为更多人口向的迁移提供了基础；工业化时代，机械化、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大大加速了城市人口的扩张和城市化的进程；信息化时代，城市在数字社会的人类生存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后工业社会的城市运行中，人类更加注重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生活。

中国城市发展既经历了农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同时也在数十年之间完成了城市现代化的过程。简要回顾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其对现代化的追寻始终嵌入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中。从1949年到1978年，资源型城市率先得到了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为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有效带动了一批能源、资源充沛城市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0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理念受到重视，中国一批小城镇空前繁荣地发展起来，其城镇化程度得到显著加强；从2000—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形成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引擎作用，城市集聚效应开始凸显；2012年迄今，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注重规模和质量并重、“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体现出从依赖资源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注重全面系统现代化的转变、从同一时代发展模式的高度同质化到寻求差异和注重城市特色的转变。城市的发展演化是中国式现代的重要象征，也集中体现出中国式现代的显著成果，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的重要组成，城市发展可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

将城市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既具有人类共同关注的普遍性，也具有中国改革发展成就的特殊性。一方面，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城市化也是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方式，分享、总结和探讨城市发展经验，是各国城市的普遍兴趣。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是中国式现代的重要缩影，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地区、长江中游五个城市群各具特色、又协同互补。不同城市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精神气质，有利于构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展现可信、可敬、可亲的国家形象。

实际上，将城市传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核心议题，具有很强的议题连接作用。城市发展，宏观上可连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中观上可连接不同城市的发展成就和所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微观上可连接城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民间的跨文化交流。据浙江大学的《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指数报告》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显示，中国城市近年来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积极实践和显著效果。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表现突出，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与城市行政等级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此外，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普遍存在影响力南北差异显著、国际主流媒体报道显示度整体不高、网络传播水平普遍较低、媒介形态较单一、叙事话语不丰富等问题。因此，中国城市国际传播还大有潜力可挖、大有空间可拓、大有业绩可为。

综合考虑看，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包括政府、媒体、企业、公众、智库、意见领袖、普通市民等多元主体，城市国际传播的渠道应该既有国际主流媒体也有海外互联网社交平台，城市传播的方式包括举办大型活动论坛、开展活跃的跨文化交流项目、挖掘和传播可引发受众普遍兴趣的故事、提供城市具有代表性和视觉冲击力的符号，城市传播的效果包含影响力提升、美誉度增加、认同感强化等不同层次。

近年来，中国不少城市在国际传播的机制探索方面积极探索。比如，上海抓住进博会这一“全球采购”大平台为契机，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传播，如由新民晚报社等联合出品《老外讲故事•海外员工看中国》百集融媒体产品，片中采访100位来自全球六大洲40余个国家的中国企业海外雇员，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他们的工作见闻、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交往的故事。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IP SHANGHAI则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凸显中国和上海特点的城市形象资源库，探索人人创作、人人展示、人人分享的国际传播新模式。

一批中国城市在全球最流行的短视频平台Tiktok上频频出圈。其中，成都、兰州突出了美食文化符号的视频呈现，而以“西双版纳”为标签的视频主要包括傣族风格写真、饮食文化与城市景观三类，呈现出发布主体多元、内容聚焦特色、异域风情浓厚等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平台上的城市传播极大地激发了普通公众运用生活化视角进行城市传播的热情，而城市要为这种活跃的民间自拍、分享和互动提供便利。当重庆意识到李子坝站“列车进高楼”的景观具有可复制、可传播的网红要素后，建设了面积约500平方米的李子坝文旅服务中心，设置“互动照相墙+服务台”“互动体验电子屏”“轨道车厢打卡区”等11个区域，进一步助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城市传播。

城市国际传播要真正建立公众等多元主体长效参与机制，需要懂得把握民间“涌现”出来的生动故事、典型场景，注意发挥具有真实生活体验的意见领袖的作用。很多时候，城市的“网红打卡点”并非由政府精心营造，而是由网民自发挖掘，面对突然走红的传播场景，政府管理者需要有借势而为的眼光和积极培育的智慧。

如某城市一知名公园附近的护城河上，有一座人行天桥由于一批运动和健身达人常在此进行“徒手爬桥”挑战而迅速走红，“徒手爬桥”中挑战的是自我极限、分享的是运动快乐、带来的是围观效应、催生的是社交传播的热度和广度，对城市网络传播和国际传播来说就是非常宝贵的“场景”。近期，桥下达人挑战时用来扒手的水泥缝隙已被钢板挡住，“徒手爬桥”者已无处下手，据媒体报道称，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对该处隐患进行了处置，其做法虽可理解，但换个角度看，也许还有更好的做法。比如，在“徒手爬桥”处附近设置风险提醒、摆放救生圈、适当加固水泥缝隙，如果打破“绝对安全观”的思维，运用动态或相对安全观的观念来维护，“徒手爬桥”的场景或可成为这座城市网络国际传播的亮点。

总体上看，城市要为活跃、生动、可持续的国际传播创造各类要素激活和升级的机制。机制规划上，落实城市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和战略传播思路，运用各种手段盘活城市传播的公共资源；资源集纳上，促进城市、媒介、技术等多元要素整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主体积极参与的协作网络；符号挖掘上，要全方位、系统化地梳理城市国际传播的各类要素、题材和故事，深入挖掘这些符号传播的话语与机制；此外，还要建立多元协作的传播体系，构建、完善、夯实城市国际传播的内在动力和运行系统。有效的城市国际传播，既要有组织架构的顶层设计，也要有民间参与的开放机制。

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的国际传播主要突出的还是“现代城市”形象，建构的主要是以发展成就为主的“绩效正当性”话语，而对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城市文明的精神开掘相对忽视，因此“程序正当性”话语和“价值正当性”话语相对缺失。

二十大报告所提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为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的新型话语塑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阐释观念。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在内的多维观念和体系实践，而中国式则必须扎根复杂中国、发展中国的现实场域来加以把握和考量。相比经济快速增长、设施发达完善等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后续中国城市国际传播要更加突出历史文化、精神文明、城市性格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曾引用格龙多纳·马里亚诺在《经济发展的文化人类》的一段话：“一个国家必须能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度过诱惑关头……国家必须具备那种有利于抵制诱惑而做出的正确决策的价值体系，才能实现持续、迅速地发展”。城市国际传播就需要在“价值体系”上下功夫，怎样抵御或超越单纯的经济价值和物质欲望，怎样挖掘和突出城市文化和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城市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关键。

传统的城市国际传播过度强调城市发展的外在形态，面向未来的城市传播要更加突出城市内在的价值内核，要重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与城市价值观、国家历史文明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勾连和关系，要以城市中的具体的“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展示具有独特个性又能激发普遍共情和共鸣的城市气质，要超越“现代城市”的传统叙事框架，代之以“高尚城市”“文明城市”“人文城市”等叙事框架，实现城市精神、文化和价值观的柔性传递。

中山大学徐俊忠教授曾撰文指出，一座城市要建设文化名称，重要的是唤起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世界文化名称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对于世界文明尤其是近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本源性意义，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地。第二是近现代发生过具有世界性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事件，并产生和汇集了较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如伦敦、巴黎等；第三是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性格与特征鲜明，成为世界文化大观园里显示度较高的独具一格的文化样态。他以广州为例指出，广州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一、二层次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名城，有可能成为第三层次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名城。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的话语创新的关键内核。以巴黎为例，在文化塑造城市、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通过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将城市规划与历史景观相结合、促进文化资源的平等有序分配等多种方式将自身打造为文化、艺术领域的世界顶尖城市。从现代城市“走向”文明城市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西安、杭州等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可更加注重挖掘、呵护、培育和沉淀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建设中国话民族现代文明的征途中，把不同城市的现代文明和人文内核凝练出来，在新型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中讲好中国的城市故事。

原文首发于《社会主义论坛》2023年第6期，原文标题《议题、机制与话语：中国式现代化与城市国际传播的关键问题》。本次刊登有删减调整，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