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板块化形塑国际传播议程——基于“一带一路”的叙事性政策分析

近年来伴随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层面的地缘冲突、宗教之争、意识形态对立及由此导致的话语撕裂日益激化。价值观作为背后的深层动因，在国际议程中的优先级被显著提升，东西方文明、南北方国家、中心与边缘间的价值高位竞合走向常态，基于价值观分化重组的国际格局悄然成型。然而，作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看似不言自明，但无论是在认识论、方法论还是实践论上都多义而模糊的概念，价值观与国际传播的互构关系尚未被深入研究。应如何在复杂国际情境中理解价值观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权国家如何将价值观纳入对外决策过程并指导生成了何种国际传播模式?价值观作为信息要素如何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并对全球秩序产生了何种结构性影响?基于这些疑问，本文尝试在国际传播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叉视角下，通过对实证案例的数据挖掘予以回答。

（一）价值观的哲理辨析

价值、价值观念、价值观是哲学研究中一组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作为基础，价值具有浓厚的经济渊源，起源于人们对交换、商品、市场的探索（郁建兴，1996），就其哲学本质而言，描述的是客体主体化过程，即客体的存在和作用对主体本质力量的发展关系和完善效应（李德顺，1987：106）。在长期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人们对各种事物积累起了具体的感性印象和评价性反映，并且逐步固定化为相对稳定的理性认识形式，即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以主体的需要和自我意识为逻辑前提，以物质生活和文化传统为社会条件，经过实践的反复筛选、抽象和验证（Converse，2006），最终形成了特定群体关于价值立场、价值关系的总体观念与根本看法，就是价值观（郭凤至，2003）。就内容而言，价值观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价值原则，这是对何为价值、为何有价值的基本回答。如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宗教以上帝意志为衡量世间价值的唯一准则，民族主义则以自我民族的利益实现为价值根据。二是价值规范，它通过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法律等指导人们在特定情境中行事，是区分善恶、对错、好坏的应然标准。三是价值理想，是人们基于自身愿望所追求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未来目标（吴向东，2008）。

根据主体层级不同，价值观又有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之分，涉及对人与人以及与社会、自然、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诸多事项的判断（杨宜音，1998）。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存在形式，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价值观内嵌在固定的文化结构及社会制度之内，是共同体在有意或无意的价值社会化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集体崇拜、信念、信仰、理想和精神支柱（Schwartz，1994：85-119）。其中被绝大多数民众认可的为主流价值观，由统治阶级自觉构建并通过国家机器发生作用的是主导价值观，二者往往形成合流（裴学进，2016）。这种更具群体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具有相对稳定连贯、高度分立的特征（Cobb，1973），一旦形成将会造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暗含着“我们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自豪感、优越感、甚至中心主义的隐忧。价值观将特定群体置入一个泾渭分明因而可预测的意识世界当中，其成员据此建立起价值身份（value identity）和价值认同（value identification），不仅能帮助个体理解周围环境并指导与之生存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还能在组织层面凝心聚魂，统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未来路径（Holsti，1962）。

受经济全球化和媒介技术激发，马克思笔下的“世界交往”真正实现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原先不同历史时期、地理区域的价值观被挤压在同个时空中，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外来、宗教与世俗、精英与大众的利益诉求既有碰撞冲突、也有交叠共融。价值观的多元存在和重构事实在全球层面引发了深刻讨论，即是否存在价值观的通行评价标准及其合理性问题。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导向了三条岔路：一种极端是信奉普世价值论，尤其以“历史的终结”为典型，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Fukuyama，1992：xi）。该观点招致了特别是非西方学者的批判，揭示其是西方利用压倒性优势制造的强制认同和引诱认同（汪信砚，2002），本质上不过是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陈先达，2009）；另一种极端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多元主义者为代表，倾向认为文化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因此对是否存在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沈湘平，2007）；在这两条极端道路之间则是更多的中间派学者，他们认为共同的人类学基础、发展中面临的相似自然环境、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和精神生活空间、以及全球化创造的经验延展空间，为不同国家达成交往共识创造了可能前提，这也成为全球化时代中探索多元价值观共存的思想起点（胡敏中，2008）。

（二）国际秩序、文明与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中的价值研究议程

对价值观跨国流动的关注最早来自国际关系界。受结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都被视作反映国家间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结构分配结果。冷战后期，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崛起，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为代表的学者对纯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研究原则提出质疑，提出国际冲突及预防不仅由均势造就，还由观念结构、身份认同、文化吸引等相依赖的互动单元决定，为理解国际关系引入了一种非物质性的价值动力视角。以此为基准，各国的外交决策与行为无不体现着对公平、正义、主权等一系列基本价值的判断、选择、确立与拓展。沿着该脉络，国际关系视阈中的价值观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

其一是“国际秩序”，关注大国的价值观在对外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国际行为体为争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价值竞争、磋商与互构行为，及其对国际权力分配、体系转型和治理规范的影响。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共同作用结果，主要表现为全球性制度的创立与运行（门洪华，2014）。考虑到国际秩序主要由个别大国建立，因此其主导价值观通常就成了制定国际规范及为维护规范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所遵循的原则，并被绝大多数国家践行（阎学通，2016）。当主导大国变更或无法再提供有吸引的智识引领时，在异见国的推动下，国际秩序就会相应调整（唐世平，2019）。历史上不论是以欧洲协调为核心的维也纳秩序、以集体安全为共识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还是以美苏分治为原则的雅尔塔秩序，都是特定时空内被普遍接受的伦理正义范式，是国际秩序最凸显的价值表征（李巍，罗仪馥，2019）。

其二是“文明”，从更宽广的历史尺度和总体视角解读一国价值观何以如是的内在动力，以及社会系统的集合性价值压力如何传导到本国的外交传统中。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的总称（项久雨，2023）。生产力水平、文化模式、制度属性和历史情势差异带来的文明道路不同选择，影响着相关群体对于领土地缘、敌友关系、强弱对比等问题的长期想象，筑造起了具有时间延续性和显著区隔度的价值边界（Boulding，1959）。全球化时代中国际散居和移民流动的发展、极端思潮与民族主义尤其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等，激化了不同价值主体发生摩擦的概率和强度，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称“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界限。”（Huntington，1993）尤其是“9·11”事件后，宗教作为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在该议程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其三是更为具象的“意识形态”，关于它的摩擦、抵触、甚至对立构成了冷战以来大国竞争的交锋主线。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1972：41-42），是统治阶级系统化了的价值观体系，属于国家权力要素。相较于图腾、伦理等旨在解释世界的价值载体，意识形态还以改造世界为目的，指向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立场和制度理想，并包含着企图将其合理化或正当化的实践冲动，“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迪韦尔热，1973/1987：9），因此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间作出优劣评定、道路选择。具体操作中，意识形态不仅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定，还因能界定政策目标、提供行动指导、整合内外力量、掩盖真实意图迷惑对手，而成为最常使用的战术手段之一（刘建飞，2001）。历史上美苏两国就曾基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而将意识形态对峙推向高潮，使冷战超越单纯的地缘政治争夺变成了人心和思想的较量。两极格局的瓦解并未让意识形态彻底消弭，后冷战时代，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政府当选以来，中美两国在贸易、科技、公共卫生领域摩擦不断，“中国威胁论”“锐实力”“建设性警惕”等概念相继抛出，对于“新冷战”是否再度到来的猜测甚嚣尘上。

（三）文化、控制与规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建构功能

相较于在国际关系学中业已形成的成熟议程，价值观在国际传播领域仍属被长期提及但尚无系统学理产出的视点模糊地带。关于价值观和传播关系的基本论述多散落在一些关于社会共识何以达成的经典文献当中。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发现，“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Dewey，2004：4-5）“仪式观”更进一步将大众传播解读为“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目的在于从时间意义上“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学行为的文化世界。”（凯瑞，1989/2005：28）从这些片段中不难归纳出这样一条基本脉络，即传播产生了人际联结，使信息分享在一定范围的社会系统内部凝聚起来并有机循环，这样不仅使大规模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还为某种价值观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传播构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动力。

当一种社会价值观超越特定的物理边界进入国际观念市场，企图通过信息流动、竞争、协商、再造过程而转化为为绝大多数国家所理解、接受和认同的价值原则、规范、甚至理想，价值观就实现了与国际传播实践的同构。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的首要功能表现为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或连接。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2018：31）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初步勾勒了全球文化交往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文学”一词的德语原文为“Literatur”，泛指科学、哲学、政治等多样内容，可见对于精神产品跨国流动的最初阐释以文化为母命题展开。真正的系统性研究始于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等跨文化学者，将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将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的发散视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协商意义建构的过程。他们发现，同一符号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传播常面临难题，个体在进行意义的编码和解码时，很难将与其与熟悉的含义联系起来并做出符合信号发出方预期的行为，出现如“高低语境”“文化折扣”“文化休克”等情况，实际上也就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谓的“传播的偏向性”。这种现象后经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测量，被提炼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阴柔气质、短期导向-长期导向五个价值观要素，用以判断不同文化间的可通约性（Hofstede，2001：79-370）。

然而价值观并不总停留在文化交往的美好想象中，西方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单向结构，很快使其蒙上了政治经济学色彩，成为争夺国际传播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关键力量。最直观的是形成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信息流动的“中心-外围”事实，西方普世主义趁虚而入，强行将价值观作为国际传播的话语规范和主体的分类分级标准，在内容上同步织就“我们-他者”的对立性身份叙事（萨义德，1978/2019：16-17）。这套价值系统将西方（the Occident）与非西方、特别是与东方（the Orient）并立，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加以区隔，更将树立敌对国家、判定等级优劣作为国际权力控制的动力，并通过主导的全球传播渠道产生了深远影响（Hall，2018：85-93）。本土文化的反抗远比预想得还要激烈，代表行动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以反主流的姿态揭开了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热议依附理论的背景，作为关键概念之一，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用“文化帝国主义”精准描述了该相互过程，即“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其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被胁迫、被强制，有时甚至是被收买来塑造社会制度，以符合甚至促进该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和结构”（Schiller，2018：16）。而今天，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和以外包为特征的新全球文化劳动分工，依然在顽固地延续这一逻辑（赵月枝，2021）。

此外，由于价值观能提供受众理解国际事务的符号、概念、叙事等整套认知系统，特别是围绕一国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的系列表述形成了具有本质差异的内容结构，因此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价值观还被视作建构国际传播模式规范与反规范的核心标准。一般认为，发轫于英美的全球化浪潮带动了西方基于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外交取向，并启蒙了早期的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以德国默克尔政府为代表的欧洲规范模式，将价值观外交作为与现实利益外交相对的国家行动，认为欧盟作为一股道义力量，促成传播的直接动力并非或不完全是为了眼前利益，而在于维护和拓展本国的价值观体系（Wilhelm，2006：257）。美国进一步放大了价值观作为其治下的全球秩序基石之用，冷战后历届政府均将捍卫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族自决的价值理想作为对外政策原则，企图形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规范。这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突出表现为“美国优先”的价值零和博弈与脱钩，在拜登政府任内体现在复活以价值观为纽带的全球“价值同盟”体系。区别于此，有望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着眼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全新的国际传播规范提供了另一条替代路径。

综合既有文献发现，价值观已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研究中被广泛提及但又成果寥寥的关键概念，症结在于：首先，未能形成基于国际传播视角的价值观清晰定义，或将其作为不言自明而不加界定的共识，或将其泛化等同为意识形态、文化、文明。其次，关注到国际关系和传播规律的耦合影响，但对于价值观之国际传播特性认识不足，未能就其作用条件、路径、机制、影响等形成完整的学理框架。同时，多将价值观作为形而上的辨析文本，对于国际传播的现实特征及效果缺乏实证依据，特别是缺乏不同类型价值观传播情况的比较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个研究新题：

问题一：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基础定义和构成要素是什么，可否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向存在，对于拓展既有学科版图和社会实践的意义是什么？

问题二：价值观如何内嵌于一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并转化为切实的国际传播行动，其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具体表征是什么？

问题三：价值观作为信息要素参与跨国流动，对全球信息秩序和国际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可能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一）理论框架

价值观只有在某种制度场景中实现从精神层面向物质层面的最终跨越后，才能对国际传播产生实质影响（Subotić，2016）。叙事图式（schematic narrative template）作为决策者价值投射的具象载体在这一转译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岳圣淞，2023）。根据经典叙事原则，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应至少包含七种话语要素，分别是：意义（significance），关注特定事物被赋予何种语义价值；活动（activities），话语被用来促成主客体开展何种行动；身份（identities），话语被用来促成何种身份的确定；关系（relationships），话语建立起主客体间何种身份联结；立场和策略（politics），话语传达出主体对社会产品分配性质的何种观点和动机推论；联系（connections），话语如何在事物间建立或断开联系；符号和知识（sign systems and knowledge），话语如何造就某种符号系统的优势或劣势地位，或使获取知识或宣称知识的方式占据优势或劣势地位（Gee，2011：17-20）。

本文立足于价值观作为国际政治话语的特殊性，在经典叙事原则基础上引入政治修辞理论（political rhetoric theory），将一国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依赖于政策叙事话语机制运作的表达结果，将一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行动视作不同主体相互角逐话语合法性、利益协商和妥协的拟态过程，建立起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核心分析框架。在具体执行时分为四个步骤：首先是语境建构，由主导方提出关切事项，阐明定义和意义，明确道德评判标准，框定关联的符号和知识系统，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受众关注、提升议题的重要级别；其次是角色塑造，目的是界定自我与他者身份，明晰“敌人是谁”以及“我们是谁”的集体关系，在责任外部归因的过程中选择与各行动方的互动模式；其次是社会动员，通过渲染故事情节与冲突，从利害收益比角度强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呼吁更多价值相似方采取一致的立场和策略；最后是规范建立，提出与自身价值观相符的行动方案、政策框架及其带来的正义结局，以确立道德标准和制度安排（见图2）。

（二）研究方法

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3年6月，已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合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3）。本文聚焦该倡议推行十年来的价值观国际传播版图，主要基于其四重属性考虑：其一，“一带一路”跨越多人类文明发祥地和宗教汇集地，是全球价值活动最复杂和最活跃的地理带，为探索实现各国和各民族价值共融提供了全新的制度平台。其二，“一带一路”内嵌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强有力中式价值公共产品。其三，落地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举措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将愿景转变为现实，体现出了直接的价值观传播实践特征。其四，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交叠下，“一带一路”已演化为价值合作、竞争甚至冲突最激烈的国际议程之一，是观察国际关系的新型场域。

已有研究证明，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差异较大，未加入国与加入国之间尤为明显（Garcia-Herrero & Schindowski，2023）。本文按照不同国家与“一带一路”的政策关系嵌入度、传统价值取向、国际影响力等综合考量按圈层筛选研究样本：第一层是反对层，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四边机制”成员，它们是“印太战略”下对华负面议程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和影响者。第二层是摇摆层，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按照最初路线规划是畅通“一带一路”的西部连接点。它们曾长期作为西方阵营成员而与美国话语同频共振，在该议程上却根据自身考量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政策行动、出现了不同阶段的政策反复。第三层是响应层，结合“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共建基本架构，选择巴基斯坦、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阿联酋、缅甸和埃塞俄比亚七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它们曾是西方话语的边缘扩散场，近年来随着整体实力的增强参与国际事务意愿凸显，正推动着全球价值的重构。此外，将联合国作为全球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引入为第四层的全球对照。

本文将各国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最高机构的英文官方网站作为数据获取来源，这是各国制定国际交往政策方针、指导后续国际传播行动的最权威窗口。搜索时间为“一带一路”提出后的十年，即2013年12月3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考虑到倡议的官方译名曾出现过不同形式的变化，故设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One Belt One Road” “OBOR”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六个检索词，涵盖政策文件、领导人发言、新闻发布会实录、活动报道、媒体文章收录等五种文本类型，最终建立起包含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902篇文本、188万英文词的语料库（见表1）。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工具NLTK作分词处理，去掉数词、代词、情态动词等无效词汇后提取出高频关键词，将结果导入Gephi软件进行语义网络分析。

经计算，反对层文本中共提取有效词数15835个，词密度为2.34%。摇摆层文本中提取有效词数9017个，词密度为4.15%。响应层文本中提取有效词数15405个，词密度为1.58%。对照层文本中提取有效词数2094个，词密度为13.28%。基于前百个高频词形成的语义网络见图3。

（一）   反对层：冲突叙事与离散型价值观传播

语境建构上，反对层在美国主导下以国家安全为基点，围绕“一带一路”搭建大国冲突持续升级的价值叙事场景，将中国界定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将对华战略从接触（engagement）转向投资、协同与竞争（White House，2022）。安全化理论认为，话语运作的主要目的往往并非是应对客观威胁，而是通过话语建构起何为威胁以及集体应如何应对威胁的共识，以达成特定的政治诉求（Buzan， Waever & de Wilde，1998：23-26）。经济层面，认为坐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量的中国通过规避或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构筑技术依赖、窃取知识产权、国家数据监控等手段侵占沿线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合法权益。政治层面，强行将国与民割席，渲染中国政府以行政力量支持国有企业的全球化扩张，试图以经济吸引换取他国对自身制度模式的认同和复制，企图替代西方模式。由此，将“一带一路”这项经济倡议上升为紧急的国家安全事项，对其打击则美化为出于自我防卫和维护公益的正当需求。

角色塑造上，自1994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将拓展“民主共同体”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推行普世价值观就被作为捍卫美国全球利益的政策支柱，被各界政府延续下来（White House，1994）。俄乌冲突后，对俄政策分歧使美国加紧以价值观、特别是意识形态整合内外力量。这套叙事通过频繁使用“共产党”“共产主义”词汇，将“一带一路”版图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反共主义的对立基础上，将国家间的正常竞争上升到“民主国家同盟”与“威权国家联盟”的集体冲突层面，强调两者在价值取向和制度理想上的根本不同，暗示“新冷战”业已爆发。而处于中国地缘周边的所谓“印太地区”就成了价值争夺焦点。除了继续稳固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之外，美国还大举渲染中国在该区域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所开展的合理军事行动，以捍卫地区集体安全为出发点，通过引入军事震慑与经济奖惩的双重机制，欲将稳固的价值同盟扩充至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在冷战后结成的地区安全伙伴。

社会动员上，围绕合规、民主和人权设置三层议题。合规方面聚焦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的跨国经营行为，一个常见手法是刻意模糊主体身份，频繁使用“中国”“北京”等集体概念指代具体企业名称，暗示企业的非独立特性，在绿色发展、安全生产、劳工保护、卫生健康、信息披露、反腐倡廉等议题上刻意引导参与国进行负面联想和归因，将个别执行问题放大至国家层面。在民主和人权方面主要使用强行建立联系的叙事手段，在与倡议并无直接关联的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以及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等国家主权问题上反复发酵。这种做法将“一带一路”的正常推进塑造成中国扩充全球影响力的抓手，在全人类关注的共通议题上激化国际情绪，精准触发了相关国民众的不满心理，由此引发了对倡议的连带抵制。

规范建立上，反对层看似是在呼唤某种国际公理，真正目标却是推翻围绕“一带一路”建立的合作机制，维系由其长期把持的国际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重新恢复在全球技术转移、知识生产、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更深层次来看，这是一种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后，介入并重构亚太地区秩序、复燃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行动思路。这在当前美国的具体政策中已有所显现，比如拜登政府新近启动的“印太繁荣经济框架”“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奥库斯安全同盟”等系列举措。为此，美国的行动方针在于对内激发公民社会的舆论潜能，对外发挥公共外交的渗透功效，最终占领国际道德高地，在全球层面推动形成“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价值攻势。

（二）摇摆层：去风险叙事与交叠型价值观传播

语境建构上，摇摆层的西欧主要国家在欧亚大陆（Eurasia）的地缘框架内对“一带一路”展开叙事，将其视作中国协调欧洲近邻地区的新制度工具。近年来，欧洲社会饱受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能源危机以及民粹主义的交叠干扰，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利益版图分化加剧，一体化进程屡遭干扰；外部情况也不乐观，美国对欧战略协调持续收缩，俄乌冲突引发新的地区安全风险，以欧盟为关键支点的原有国际均势被打破。结构性转型的现实需要和警惕新权力中心崛起的矛盾心理直接作用在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采择上，并表现为数度摇摆和观望反复：如早在2015年，英德法意四国就率先宣布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仅有意大利在2019年作为唯一的七国集团成员加入“一带一路”，而这一框架协议也在2023年被单方面终止。

角色塑造上，摇摆层对“一带一路”的身份定位延续了欧盟对华战略总基调（European Commission，2019），将其视作追求相似发展目标的合作伙伴（cooperation partner）、需要达成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negotiating partner）、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者（competitor）以及可能造成替代性治理模式的制度对手（systemic rival）。相较于“friend”“ally”，“partner”的表述意味着更加功利性和中性的立场判断。这种说法也贯彻在德国2023年发布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英国的综合评估报告中。考虑到中欧和欧美关系的多面性，该层决策者希望将自身排除出中美二元框架之外，作为平衡者发展出第三条中间道路。以此，在保持西方集团战略整体稳定的同时，尽量在动态调整中与对华脱钩政策保持距离，从中争取更多的战略自主空间，重新恢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

社会动员上，价值观成为对外政策制定的首要驱动要素。为了改变历史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长期造成的军事强权形象，21世纪初欧洲在探索一体化过程中重新提出了作为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存在定位（Manners，2002）。它将社会发展凝聚在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六个核心价值观之上，并以法律形式进行了固定，作为各欧盟成员国共享的根本性价值观。可以发现，当“一带一路”争议事项涉及以上六个根本原则时，该层决策者多基于自身价值判断、而非现实收益为政策衡量标准，这在“香港”“新疆”“台湾”“疫情防控”等关联词上表现得尤为凸显，话题负面情感指数较高，且该现象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大有蔓延之势；而当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金融贸易”等价值观的具体表征之时，则倾向依据现实情况判断，允许协商和沟通空间的存在，但经常出现与反对层在该议题上的立场合流情况。

规范建立上，倡导在去风险化的同时，在价值交叠处有选择地进行合作。摇摆层充分肯定中国在共同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中的不可替代性，但更倾向脱离“一带一路”的既定框架，在双方均可接受的价值维度内寻找交叠空间。由此导向的既不是全领域合作，也非彻底不合作，而是有限度、有选择的审慎合作，兼顾双方需求的“对话”“相互尊重”“共赢”“共同利益”成为高频词汇。在行动方案的建议上，摇摆层的叙事图式也显示出了三条主要逻辑线：一是去风险，力争改善欧洲贸易和投资的脆弱现状，降低对中国的关键供应链依赖。二是鼓励直接接触，而非第三方转达，在明确各方利益和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促成双方在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为发展开放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留有余地。三是深化整合，增进核心盟友间的对华价值整合、知识协调、行动协作，增强集体安全。

（三）响应层：共同体叙事与聚敛型价值观传播

语境建构上，响应层将“一带一路”的叙事主线置于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的全球治理模式之争上。该层国家多位于东南亚、波斯湾沿岸、中东欧、东非等活跃经济带上，具有较强的地缘、资源、产业潜力，近年来提振经济或转轨发展的主观意愿强烈，作为新兴市场的领军者表现亮眼。但同时，与它们相似的不少国家长期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中获利甚微，一些甚至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难以进入现代化轨道，现行国际秩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更加凸显。由此，该层国家更易对引进“一带一路”抱有积极态度，认可将其作为对内赋能增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经济工具，对外作为区域整合、共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

角色塑造上，依托“一带一路”凝聚共同体成员。尽管自我革新的意志强烈，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响应层还普遍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低、资金和技术缺乏、人才储备不足等短板问题，仅凭单一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有效突破。为此，该层决策者尝试凝结新的集体身份，通过联系同类的方式形成价值合力，在全球层面凸显后发国家的主体地位。相较于反对层和摇摆层，该层首次出现了诸如“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对立性高频表述，纳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亚等更多元的国家群体，对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海合作组织（SCO）、东盟（ASEAN）等非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区域组织重视度也更高。而这也与作为响应层的联合国所希望构建的全球观所一致，即增进全体国际成员的均衡发展。

社会动员上，于大国博弈之下寻求自身机遇空间。响应层以中小型国家居多，是大国竞争中最易被掣肘的对象，因而在历史上普遍将平衡外交作为生存策略，借力打力、多面下注，尽可能多地争取不同类型的资源支持（魏玲，2017）。除中国外，俄罗斯和美国是被嵌入度最高的隐性框架。相关国既担心大国冲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被破坏、殃及自身发展步伐，也警惕被迫选边站后带来的某一方经济或安全资源供应被切断。由此，关于“一带一路”的叙事动员更为谨慎，主要在与该三者的互构中得以完成，“站位”（position）成高频词汇，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美俄三元影响结构或三重领导的叙事格局。在具体实施中，决策者会有意避免触及多边复杂话题，多基于双边视角进行具体探讨，或秉持实用主义风格强调“一带一路”为本国带来的切实经济收益，或在历史语境中追溯对华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规范建立上，在价值聚敛中追求行动协同。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本就决定了中国与响应层各国在根本性价值上的相对一致。近年来，不论是非盟成员、海湾国家、亦或是独联体国家，“向东看”的政治倾向明显增强，对中国发展模式和国际建设性影响的认同也外溢带动至“一带一路”之上，这又为对接其他具体价值创造了良好条件。“经济合作”“和平方案”“战略稳定”“文化交流”等高频词的出现说明决策者的叙事意图本就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吻合。通过对各方复杂价值观中核心要素的功能耦合，响应层与中国在价值分化处调试协商，在利益交汇处沟通对接，正尝试提炼出一套能被全员共享的新价值系统，用以指导未来工作的开展。

以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国际力量对比深化调整，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迅速崛起，成为全球讨论焦点。不论是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中国和平崛起之后是什么”之问，还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莉森（Graham Allison）的“新兴大国是否必然与守成大国爆发战争”之问，核心关切都在于不确定性焦虑，即中国是否会凭借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推翻西方主导的现行全球化规则，并重新构建一个反映其独特价值观的新国际秩序？他国应如何界定中国在全球中的身份方位，是挑战者、竞争者、合作者、还是亲密伙伴？价值焦虑也同步反映在中国学者探寻本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竭力在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的三大张力中重构民族价值基点（冯平等，2013）。这些争论共同导向了一个事关价值原则的根本问题，即正在崛起的中国要选择依据何种价值观、建设何种样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这将如何影响其审视自我并界定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而对于世界及其相互依存的其他行动者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为此，有必要透过国际竞合和话语运作的实践表象，回归到国际传播的价值本源去思考问题。

通过对“一带一路”十年的国际政策叙事版图分析，本文提炼出了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基本关系模式，分别是：基于冲突叙事和价值相离关系的离散型传播模式（divergency model）；基于去风险叙事的交叠型传播模式（overlapping model），强调在有限的价值相切或相交范围内消极应对、有限合作；基于共同体叙事的聚敛型传播模式（convergency model），更注重求同存异、通过积极的行动协同扩大价值相交或内含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造陆运动”，板块化的价值观传播（value-blocs-oriented communication）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板块构造（plate tectonics）属于现代地球科学理论，认为岩石圈并非完整一块，而是由众多巨大板块构成，它们在软流圈上做大规模水平运动，致使相邻板块在相互作用下形成新的地质景观（舒良树，2010：133-134）。根据板块边界之间是否分裂扩张、俯冲碰撞、剪切错动等不同形态，全球被分为亚欧、非洲、美洲、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极洲等六大板块（Le Pichon，1968）。最早将板块原理运用到地缘上的是一批经济学家（Frankel，1997：1-17），他们观察到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某种协定为纽带、以大致毗邻的地域范围为基础、由新跨国权威管理与协调的区域集团，参与国以让渡部分主权为条件来增强集体优势，提出了“世界经济格局板块结构”的新概念（肖勤福，1990）。然而，当下“脱钩断链”“小院高墙”逆流频涌的态势不断提醒，全球化初期信奉的以资本、信息、技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为纽带的地缘板块结构还十分脆弱，在军备竞赛、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叠加下，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可以被轻易切断。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加剧，分化重组为若干板块，并通过传播的中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已不能使用传统的一体化视角进行分析。

所谓价值观板块化，是指在政治多极化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参与者以部分国家主导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为重心，整合成若干个内部价值属性系相似度最大、价值关系网络紧密，但跨板块间价值属性相似度最小、交易成本巨大的新秩序格局。其特点体现在：第一，系统性。价值板块将有限的主权国家单元体杂糅为复合体，它们对内进行资源互补与行动协调，对外以集体身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由此具备单个国家所不能达到的系统势能。第二，流动性。传统地缘政治板块以空间和权力（space and power）获取为核心，必须同时满足地理区位临近、现实交往密集、依托于特定的条约组织、文化同构等四个原则（郭焕成，张继宏，1994）。而价值观作为认识和精神存在打破了物理层面的时空限制，板块成员只需基于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同和实践即可自愿结合，不必依托于特定的地理关系和区域机制。且板块边界既非固定不变，也非必须消除，而是随着外部情势变动不断调整与漂移，以实现国家效益最大化和安全风险最小化为目的。第三，层状结构。好比岩石圈又有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的不同形态，即使是同一板块内部也会存在清晰的价值断层，在同一议程上经常会导向根本性价值（philosophical values）和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两种分野。其中，前者是一国对于国际秩序何以能、何以为的本质看法，包含诸如社会制度追求、冲突或和平、结盟或敌对等问题的理解，受到特定国家哲理渊源、文明特性、国家形态的长期影响，很难得到改变；后者是为了达成当前目标对战略、战术、时机、风险、产出等的现实判断，属于价值观中可协商的相切点，也是促成行动协同的机遇点。

根据板块活动的一般规律，板块边缘往往是爆发地质活动最强烈的地带。区别于亨廷顿（1996：208）断言的文明断层线（fault line）上必然发生冲突，本文认为价值观板块的流动性和层状特征，反而极大拓展了不同板块间的对话空间与协调弹性。“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良好反响，使原先处于不同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板块的国家基于共同议程凝聚成新价值板块，最终服务于全球协同治理的开展。这套共同体方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将本国道路与人类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世界情怀，并广泛吸收借鉴了人类社会文明成果。它至少包含三重价值内涵：一是对国际关系的价值实然描述，即在相互依存的历史大势和全球挑战多点爆发的语境下，本国所处的秩序环境、身份定位、外部互动关系如何。二是对国际交往新格局何以为的方案规划，即搭建包括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的“五位一体”总体框架。三是对于美好世界的应然愿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最终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为板块间的良性互动与共融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传播已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浅表阶段，迭代至价值观的本质竞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谁拥有全球层面的价值观影响力、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引导力，谁就能占据话语的制高点，甚至可以抹平新闻专业主义操作上的诸多短板。这种情况在“后真相”时代就已被初步验证，而今更是超越情绪层面走向了实践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快速实现了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范式的历史转型，从由本地化内容生产和渠道拓展驱动的，以讲述中国产品、商品和经济成就为主的“物质传播1.0阶段”，过渡到由多主体和立体式国家战略机制驱动的，以凸显企业影响、城市品牌和文化成果为主的“非物质传播2.0阶段”。在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充分重视价值观在信息跨国流动中的基础作用，将价值观作为新一轮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核心驱动力，深挖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打通从价值链（value chain）到供应链、再到产品链的稳定供给环节，升级进入“价值传播3.0阶段”，由此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持久贡献。